當地時間4月11日深夜，美國海關一紙關稅豁免令在全球電子產業激起千層浪--智能手機、電腦、芯片等核心電子產品被排除在美國“對等關稅”清單外。

　　專家指出，表面看，這是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的“急轉彎”，實則折射出后全球化時代的深層矛盾：當美國試圖用關稅大棒重塑產業鏈時，卻發現自己深陷“既想壓制對手，又離不開對手”的戰略悖論；當全球產業分工遭遇地緣政治沖擊時，中國正以“內循環筑基、外循環破局”的雙輪驅動，為動蕩的世界經濟注入穩定動能。

　　這場看似突如其來的政策調整，不僅是中美貿易博弈的關鍵轉折點，更標志著全球電子產業從“零和競爭”向“競合共生”的歷史性跨越。

　　關稅豁免僅是多重壓力下的戰略妥協

　　美國對部分電子產品豁免關稅，并非對華政策轉向，而是國內多重壓力下的戰略妥協。

　　“這一政策急轉的背后，實則是多重矛盾交織下的戰略妥協。”北京郵電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曾劍秋教授向中國工業報表示，美國政策調整的核心是對經濟規律的妥協。

　　從產業發展與國際貿易視角來看，任何國家的經濟戰略都需遵循“1+1>=2”的內外經濟循環協同效應，即通過國內國際市場的良性互動實現效率最大化。若政策違背這一規律，最終會反噬自身利益。具體到電子產品領域，網絡全球化與信息流動性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驅動力，要求各國在產業鏈分工中尋求協作，而非割裂。

　　在產業鏈高度分工協作的今天，任何國家的產業發展都無法脫離國際協作。以芯片為例，美國雖主導高端芯片設計，但其制造環節依賴臺積電、三星等亞洲企業；中國則憑借中低端芯片的規模化生產，支撐全球80%以上的市場需求。

　　“這是美國國內多重壓力下的戰略妥協與策略性讓步。”中國電信研究院戰略發展研究所所長饒少陽對中國工業報說：“美國對部分電子產品豁免關稅，并非對華政策轉向，而是國內多重壓力下的戰略妥協。既是為了回應蘋果、英偉達等科技巨頭對供應鏈中斷和成本上漲的持續游說，也是為了穩定因關稅政策引發的金融動蕩，并緩解內部政治壓力。更深層看，此舉旨在避免'自傷'，確保美國在AI、高端計算等領域的自身技術進程不因缺乏關鍵組件（如部分半導體設備或存儲芯片）而受阻。”

　　盡管美國降低關稅壁壘，但專家一致認為，技術出口限制、供應鏈審查等非關稅手段仍是未來博弈重點。Omdia電信戰略分析師楊光強調，目前的所謂豁免主要是照顧美資大型企業，如蘋果的利益，以及減緩對美國國內消費市場的沖擊，降低美國國內政治的風險。但其以關稅為手段推動制造業產業鏈回流的目標并未變化，所以目前的豁免能夠持續多久？會如何演變？都還存在很多變數，只能持續觀察。

　　美國面臨“卡脖子”與“被卡脖子”的雙重困境

　　一方面，美國試圖通過補貼推動本土芯片制造，強化高端技術壟斷；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賴中國的成熟制程芯片與封裝能力，以及中國市場的消費支撐。

　　“美國陷入'卡脖子'與'被卡脖子'的雙重困境。”曾劍秋向中國工業報分析稱，一方面，美國試圖通過補貼推動本土芯片制造，強化高端技術壟斷；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賴中國的成熟制程芯片與封裝能力，以及中國市場的消費支撐。這一矛盾行為暴露其戰略目標與執行能力脫節。

　　關稅壁壘是“低級且不可持續的策略”，美國試圖通過關稅迫使中國技術“斷供”，但自身在 5G、云計算等領域與中國深度綁定。楊光進一步指出，這種環環相扣的依存關系，使得美國難以通過單一政策實現產業鏈完全自主。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正從“技術落地者”轉變為“路徑塑造者”。以6G技術標準為例，中國在全球提案中的占比達到37%，領先美國的25%。隨著“標準制定-設備供應-云智融合”全鏈條能力的全面提升，中國在5G和云計算領域的系統性優勢也愈加顯著，推動了全球市場從“西方主導”向“雙極競爭”格局的演進。

　　對于國內終端企業而言，關稅豁免雖短期緩解出口壓力，但加速了中國產業鏈外遷風險。饒少陽認為，對通信及電子產業鏈而言，關稅豁免短期內可緩解成本壓力。但國內反制政策使得智能手機等國內終端廠商制造成本壓力提升，短期面臨漲價或性能妥協，進而可能選擇向東南亞遷移制造能力。

　　考慮到中國計算機通信行業對美出口占比曾高達40%，產業鏈外遷趨勢將持續挑戰中國在全球電子產業中的地位。關稅和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已促使企業加速多元化布局，例如，蘋果計劃到2028年將印度iPhone產能提升至25%，聯想向越南、印度轉移PC和服務器產線，此類趨勢可能動搖中國在全球電子制造業的絕對優勢。

　　與此同時，中國仍面臨技術依賴難題：高性能計算芯片、存儲芯片等對美進口依賴度高達75%，若美國收緊“流片地關稅規則”，國內廠商可能會暫時采用低性能替代方案，并加速技術迭代。

　　加速國產自主突破 夯實產業韌性

　　自主創新肯定是重中之重，推動實現自主替代必然能夠增強我國產業在全球變局中的主動權。

　　“在5G、云計算等數字基礎設施領域，脫鉤其實早已開始，目前雙方的互相依賴程度已經顯著減弱。產業鏈上，各方在近幾年早已有相應的布局。”楊光表示，自主創新是重中之重，推動實現自主替代必然能夠增強我國產業在全球變局中的主動權，畢竟貿易戰的企業后續發展還存在非常大的不確定性。

　　面對美技術封鎖與市場擠壓，國產替代窗口期擴大。饒少陽認為，關稅豁免提供了緩沖期，尤其在消費電子領域，減輕了短期出口壓力，為國產技術突破贏得時間。同時，外部封鎖也倒逼中國加速自主創新，如關鍵材料（有研科技硅片項目）和EDA工具鏈的國產化進程正在加速。

　　國內應充分利用緩沖契機，加快突破技術瓶頸。一是聚焦核心技術攻堅：在材料（硅片、光刻膠）、設備（國產光刻機、刻蝕設備商業化）和EDA工具（突破28nm以下支持）等“卡脖子”環節加大投入。二是加強產業鏈協同與生態構建：推動設計、制造、封測一體化，例如中芯國際與華為的聯合研發模式，降低對海外代工的依賴；并在車規級、物聯網芯片等新賽道建立差異化優勢。三是保障資源投入：通過國家大基金等確保研發資金，并積極吸引海內外高端人才，彌補經驗短板。

　　天翼智庫分析認為，短期內，美國貿易政策對中國通信產業升級帶來兩大挑戰：一是設備采購與運營成本上升。盡管國產化率持續提升，部分核心組件（如網絡測試設備、CPU、GPU等）仍然依賴美國供應商，導致網絡建設、數據中心建設及服務維護成本推高，進而影響產業鏈的整體運作效率。二是部分行業的數字化轉型需求遭遇壓力；同時，部分企業（如富士康）為應對高關稅壓力，將生產線轉移至印度、墨西哥等國家，進一步削弱了相關產業的數字化需求。

　　然而，中國通信產業已為應對挑戰做好充分準備：一方面，宏觀政策調控積極推動產業長期增長。政府通過發行超長期國債，支持5G基站向鄉鎮延伸、深化工業互聯網應用，并規劃低空網絡建設及300個通用航空機場與數據中心建設，推動產業鏈上下游的投資；另一方面，區域合作深化，為海外市場的拓展創造新的機會。

　　從“零和博弈”到“合作競爭”的必然轉向

　　未來全球供應鏈將呈現“區域化+安全優先”特征，中國需堅持“自主可控”與“開放合作”并重。

　　不可否認的是，全球產業鏈分工經過了漫長的發展演變，要實現完全自主替代需要相當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要盡可能多地與國家或地區維持正常技術和經貿合作。

　　未來全球供應鏈將呈現“區域化+安全優先”特征：美國推動“近岸外包”，歐盟強化芯片本土產能，中國則通過“一帶一路”輸出技術標準與基礎設施。饒少陽指出，中國需堅持“自主可控”與“開放合作”并重。

　　通信業作為受關稅戰重點波及的行業，饒少陽建議，中國通信企業需從建立三維合規防御體系、加強供應鏈精細化管理、制定風險應對預案和分級響應機制三方面加強內部管理，完善風險預警機制。

　　一是組建關稅合規團隊，建立“政策監測-影響評估-策略調整”防御體系。二是加強供應鏈精細化管理，提升供應鏈透明度。三是制定分級風險應對預案，建立多層級響應機制。

　　中國作為“超大規模市場”，應強化內循環的“穩定器”作用。楊光表示，對于國內的通信和信息服務業，其健康發展取決于國內市場和消費能力的發展，所以要對貿易戰和宏觀經濟的影響予以關注，積極采取提振信息消費的措施。同時，中國應摒棄“對等反制”思維，

　　無論是曾劍秋的“內外經濟循環理論”，還是楊光對產業鏈韌性的分析，亦或是饒少陽對國內自主可控的判斷均指向同一結論：關稅戰無法改變全球分工的基本規律。美國若持續加碼關稅，只會推高本土通脹、削弱企業競爭力；而中國若過度依賴反制，也可能錯失技術合作機遇。雙方更理性的選擇是從“競爭優先”轉向“合作優先”，在半導體、新能源等領域探索利益交匯點。

　　美國豁免部分電子產品關稅，既是對現實利益的妥協，也是對全球產業鏈“再格式化”的試探。這場貿易戰已證明：單邊主義難以奏效，完全脫鉤更不現實。未來的全球電子產業競爭，將是“技術自主”與“開放合作”的平衡術--中國需在維護產業鏈安全的同時，保持創新生態的開放性；美國則需在保護主義與企業利益間尋找平衡點。（耿鵬飛）

　　 轉自：中國工業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