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減排而言，采用何種方式減排比能否實現減排目標更重要。因為實現減排有一個最根本最極端的手段，就是把能源基礎設施關停。如不考慮實現手段的合理性與正當性，那么其與極端的直接關停在性質上是相近的。如果實現減排的成本超過減排帶來的收益，那么這種減排將減少全社會的資源支配與福利，屬于得不償失的做法。論證了節能減排是“正確的事”，并不能說明任何旨在節能減排的做法都是“把事情做正確”的措施。

　　對經濟與能源系統的預測總是危險的，因為面對的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受到各種政策、人們行為改變與突發事件的影響，本質上是一種“猜測”，不存在可預測的系統特點基礎。錯誤的概率永遠是很大的。如果延續2015年的發展，筆者的基本看法是，2016年國際煤炭市場的情況不會進一步變差，而國內則有可能。

　　之所以把國際市場與國內分開，根本原因在于中國過去1-2年的煤炭市場的發展，朝向一個與國際市場分割、而不是跟國際市場融合的趨勢。一個突出的指標是煤炭的進口量出現了比消費水平更大幅度的下降。這根源于沿海進口煤市場的各種正式的管制加強（比如質量監管、限制進口等），以及非正式的限制（特別是地方政府出臺的一些“命令-控制型”政策，比如對本產地煤炭的照顧，以及其他的扭曲市場的干預）。

　　國際上看，2015年巴黎氣候大會（COP21）已經落下了帷幕，今年無疑將成為氣候政策的“喘氣年”。與會前的普遍預期相比，巴黎會議取得的成果被認為是超出預期、成功的。這次會議也開啟了氣候變化國際治理“自下而上進行，同時輔以定期評估”的混合模式。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這其實也意味著氣候減排進入了一個“制度化搭便車”的行為模式，氣候國際治理更多的成為了國家治理。而國家治理是否將氣候問題作為重點，或者是否面臨能力不足的問題，仍舊是一個很大的問號。起碼目前而言，相當部分國家提出的自主減排計劃（INDC）面臨著一致性、可信性、透明性方面的疑問。

　　煤炭的限制政策，額外加碼的可能性很低，特別是美國與歐洲。而東南亞與印度能源消費的崛起，有可能開始扮演過去15年中國式的能源市場“發動機”角色。國際煤炭市場的情形應該不至于更壞。

　　但是，國內的形勢完全不同。如果各個地區缺乏明確價值標準的“限煤、控煤措施”仍舊繼續，而經濟仍舊沒有大的起色的話，那么國內的煤炭供需形勢進一步惡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供給側，不區分過剩的性質、不去搞清楚是短期的周期性現象還是結構性的變化，僅基于某些高度簡化的預測判斷就采取“關停并轉”的長期存量資產改變措施仍是主流的做法。這也許有可能“立竿見影”的解決供應過剩的問題，但無疑只能短期起效并且資產損失巨大。也正是因為所需要的巨大的成本，使得其推進的難度將很大。

　　而在需求側，則完全是另外一種景象。由于環境的急劇惡化，節能減排近幾年來在中國成為了“政治正確”，似乎只要有點減排效果的事情就是應該去做的，或者是必須充分實施的。這種完全不講投入產出比、漠視經濟收縮帶來的社會損失的做法，仍舊在很多部門與地區廣泛的存在。這是煤炭市場發展的重大隱患。更有甚者，把煤炭的連續性的份額地位二值化，不是80%就是0%，犯“不可能0%，所以80%是正常的”同樣的邏輯錯誤，先認定煤炭要大幅下降，然后推導出行政主導的“控制”手段，將手段等同于目的，潛在的給經濟增長帶來了巨大的威脅。

　　政府的行政干預，特別是以各種所謂的產業規劃、改革、調控、安全等名義粗暴干涉煤炭企業的經營自由的可能存在，以及缺乏明確價值標準的“節能減排”措施，仍是整個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最大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