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孚教育前外教“性剝削”女學生的事件正在不斷發酵。

　　實際上，這并非首次發生外教群體惡性事件。多年以來，外教性侵學生、吸毒等事件都會不時被爆出。圍繞外教的話題、爭議也一直沒有停止過。

　　其中，外教市場供需不平衡、教培機構招聘審核不嚴格、管理外教遇到阻礙都是導致上述問題發生的主要因素，且多年來均無大的改善。

　　教育行業專家、從業者朱培元認為，市場需要多方來維護，監管部門、機構都有各自的壓力，不宜將責任完全歸到某一方。監管、機構、家長等幾方應該相互理解、相互配合，共同維護外教市場的健康。

　　惡性事件為何頻發？

　　近日，英孚教育前外教“性剝削”女學生的事件正在不斷發酵。日前，美國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發表公開聲明，密蘇里州男子柯蒂斯·鮑德溫因性勒索幼女被家長報案，事后警方在其住處搜出“356部”性侵中國幼女的視頻，而柯蒂斯·鮑德溫是英孚教育前外教。

　　《中國經營報》記者注意到，這并不是英孚教育首次發生外教惡性事件。2019年，英孚教育徐州中心數名外教因吸毒被抓。就外教管理情況問題，記者向英孚教育發去采訪函，截至發稿未獲得回復。

　　實際上，近年來類似惡性事件頻發。2019年7月，青島市市北區檢察院通報，紅黃藍幼兒園一外籍教師因對女童進行猥褻被批捕；2013年，上海某國際學校外教因性侵學生被捕。

　　在業內人士看來，外教市場供需不平衡是目前外教素質不高的根本原因。“外教需求逐步上升，但是滿足合法資質的外教數量并不多，培訓機構對外教的審核要求也不高。外教的門檻很低，只要會說母語就行。”業內人士表示。

　　某英語教學機構前高管張濤（化名）則向記者表示：“要從培訓機構的招聘端以及管理端來尋找原因。在招聘端，無論是自行招聘外教還是通過中介招聘，培訓機構都必須檢查外教的學歷、教學資質證書以及有無犯罪證明。但這個環節也不能確保每個培訓都會做到。而在管理環節，可能會存在中外文化、價值觀相沖突的地方。”

　　張濤同時表示：“像英孚教育這樣的機構是具備篩選外教能力的，因為英孚教育有完整的招聘和管理團隊。如今出現這樣的事情，我覺得非常不應該。英孚教育是行業中有代表性的品牌，這樣的新聞對整個行業都有負面影響。”

　　市場依舊混亂

　　記者了解到，在需求逐漸增大的外教市場，各類機構招聘外教的難度較大，導致機構對外教招聘要求低。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漢語學院教授潘先軍表示，即使是在高校，招聘外教難度也很大。“在高校目前外教不好招聘。發布招聘啟事后，來應聘的外教很少。目前一般都通過主管教學領導的私人途徑，他們都有留學海外的經驗，所以通過他們去邀請外教或者向友好學校去募集。”

　　而在培訓機構，“由于引進全職外教環節復雜、流程長，因此大部分國內培訓機構都是通過中介來完成招聘工作的。”張濤表示。

　　10月28日，在記者咨詢一家外教中介機構時，對方表示，受疫情影響，目前國內外教資源比較緊張，僅能夠提供線上外教服務，并且是在甲方兼職。當記者詢問其所在機構中外教是否具備資質時，該工作人員表示：“外教是持工作簽證進入中國工作，需具備的證書也都有，在確認購買服務之后，就會向客戶展示資質。”但是隨即，該工作人員便以“到下班時間了”為由終止了對話。

　　對此，張濤表示：“這嚴格意義上來說是違法的。因為工作簽證是針對特定企業發放的，只允許該人員在這家企業工作，所以在法律意義上是不合法的，但事實上這樣的事大量存在。 ”

　　實際上，在此之前，外教中介機構亂象已被爆出多次，均集中在中介機構雇傭不合法的外國人、偽造外教信息等方面。根據2019年外專局數據，目前我國在各地任教的外教在100萬左右，但合法持有相關證書的只有10%。

　　在外教需求不斷增長，工作簽證發放數量有限的背景下，大量外教因無法辦理工作簽證一直處于灰色地帶。“我身邊大量的外教是沒有辦法通過合法途徑去上課的，很多人來中國內地之后再去香港做旅游簽證，每三個月去香港往返做一次。很多英語培訓機構沒有辦法給外教做工作簽證，導致外教的流動性也很大。”朱培元說。

　　甚至，在招聘困難的背景下，還有培訓機構幫助外教進行身份“美化”，來讓其達到上崗要求。潘先軍表示：“曾經有個波蘭留學生告訴我，他所在的培訓機構要求該學生不要說自己來自非英語國家。”

　　另一方面，招聘難又導致了機構對外教的管理、考核無法與其他類型老師一樣嚴格。潘先軍表示：“在高校，外教也是需要按照中國老師的要求每年都有考核，但是很多時候由于外教漢語不好等因素，教研組的老師會幫助他們完成。因此考核更多也只是一種形式，只有當他們表現特別不好的時候學校才會解聘。”

　　張濤表示：“在管理外教方面，中國機構面臨著本土文化和國外文化沖突的問題。比如英孚徐州事件，外教在工作之余去吸毒。從美國外教的價值觀來說，私生活和工作是分開的，業余時間去哪里是自己的隱私。但是在國內的教育從業方面，對從業者工作之余的行為操守也是有要求的，這就造成了沖突和矛盾。”

　　需多方努力

　　2019年7月，教育部等六部門發布《關于規范校外線上培訓的實施意見》，聘用外籍人員要在培訓平臺和課程界面的顯著位置公示培訓人員姓名、照片和教師資格證等信息。8月，教育部網站發布通知，要求聘用的外籍教學人員具有符合語言教學特點的相關國際語言教學資質認證，并取得相應的外國人工作許可證。

　　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看來，國家對于外教的監管還需要進一步落實。“類似的外教惡性事件已經存在很多年了。政府監管不應該停留在發文的階段。比如國家要求各機構將外教的資質公示，但是誰對其真實性負責？不能依靠企業的自覺，政府部門需要出面對這些信息備案、核實真實性，不然企業并不會當回事。”

　　在張濤看來，對于外國人入境工作簽證還需要進一步放開。“從一個從業者的角度，能感受到社會對于外教的大量需求，但是與此同時，政策層面沒有給予足夠好的疏導（比如工作簽證的發放）。而‘堵塞’之后，外教繞道而行，形成了很多灰色地帶，這也是我們不愿意看到的。”張濤認為,“機構通過互聯網授課的方式，可以不需要出入境。此外，機構也可以多應用高科技方面的東西比如AI等技術來改善供給端的問題。”

　　“市場需要多方來維護，單把責任放在哪一方都是不合適的。監管、機構、家長等幾方應該相互理解、相互配合，共同維護市場。”朱培元表示。

記者/鐘楚涵/孫吉正/上海報道

　　 轉自：中國經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