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鋼鐵、水泥、鋁冶煉企業而言，納入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意味著企業碳排放管理將進入制度化、市場化的新階段，直接影響企業的生產經營。

　　首先，納入碳排放管理體系意味著企業需積極優化生產工藝，提高能源效率，降低碳排放履約成本；其次，企業的碳管理能力將成為影響其市場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再次，碳市場擴圍也是推動企業綠色轉型的重要契機。

　　而從更深的層面來看，這次碳市場擴圍是對企業的一場考驗--既是對其減排技術的考驗，更是對其資金的考驗。

　　在目前的市場環境和資金需求之下，綠色金融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專家指出，目前綠色金融發展仍存在一定制約，需要政府、企業與金融機構的緊密合作，通過政策、融資與市場等多元杠桿撬動更多資金支持，我國高碳行業才能有序降碳，實現碳中和目標。

　　三大行業降碳融資存在局限

　　對于鋼鐵、水泥、鋁冶煉三大行業而言，下一步降碳必須采用減排技術，例如能效提升、原料替代、低碳工藝等。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可持續金融學科發展基金學術主任邱慈觀表示，具體而言，三大行業的減排技術可分為“過渡”“近零”與“賦能”三種。過渡路徑是在不改變現有工藝情況下，以提升能效或替換部分含碳原材料與燃料的方式，在短期內實現30%以下的減排量。近零路徑是以全新生產工藝來替換含碳原材料與能源等方式，在中長期內實現接近于零的碳排放。賦能路徑是以外部技術來助益減排，例如CCUS（碳捕集、封存與應用）之類的技術。

　　從行業現狀來看，無論采取哪一種減排方式，都會產生資金需求，必須借力綠色金融工具。日前公布的權威數據顯示，中國要實現碳中和的目標，從2024年到2060年，需要資金超268萬億元。

　　對于當前三大行業的綠色金融發展態勢，邱慈觀表示，經梳理，三大行業脫碳融資工具呈現四大特征。

　　第一，三大行業的脫碳融資工具比較單一，主要以債務工具支持過渡技術。募集資金主要用于支持只能少量降碳的減排技術，很少用于支持能大量降碳的過渡技術和近零技術。

　　第二，融資工具、資金用途理應與減排技術相配，但從三大行業對融資工具的使用情況看，它們對其適用性理解不足，產生錯配。例如，三大行業采用過渡技術時，會以轉型工具來支持只能減排10%的節能降耗技術，但該降碳幅度并不符合轉型債券對融資主體減排雄心的要求。

　　第三，三大行業很少采用減排幅度更大、資金需求更高的過渡技術，故缺乏相應的融資需求。無論是可使鋼鐵行業減排30%的富氫碳循環技術，或是可使水泥行業減排30%的熟料替代技術，國內案例都很少，僅寶武等龍頭公司以試點方式采用。

　　第四，三大行業對近零與賦能技術的采用更罕見，故相應的融資需求稀缺。三大行業涉入零碳技術的投資案例只有寶武綠碳私募投資基金對歐冶鏈金再生資源公司的廢鋼循環利用股權投資案例等兩三個。三大行業通用的賦能技術CCUS目前只出現在鋼鐵行業，僅有零星案例。

　　“目前綠色金融存在一定的局限。”邱慈觀表示，從三大行業脫碳融資的現狀看，使用的融資工具比較單一，支持的技術也比較有限。其中，融資工具以債務類為主，聚焦于支持減排幅度較小的過渡技術。同時，國內脫碳融資體系并不成熟，至今綠色融資工具與減排技術之間并未形成耦合關系，融資效能有待檢驗。

　　需進一步借力綠色金融

　　下一步，我國高碳行業在低碳轉型過程中，以合適的綠色金融工具提供資金支持顯然至關重要。

　　為此，邱慈觀建議：首先，政府加速完善氣候政策，明確全國統一的綠色金融界定標準，制訂激勵約束機制，以推動高碳行業的低碳轉型。在氣候政策方面，政府應當加快引入能充分發揮價格信號的碳配額制度，促使碳市場發揮其資源配置作用，驅動企業使用合適的脫碳技術來實現低碳轉型。在綠色金融界定標準方面，政府應當加速中央層面綠色金融目錄的編制和出臺，引導資金流向真正符合要求的經濟活動和項目。在激勵約束機制方面，政府應當通過財政補貼、擔保、貼息或央行貨幣工具等多方來源支持，撬動社會資本的參與，擴大高碳行業脫碳資金的規模。

　　其次，高碳企業加強轉型規劃能力，提高對脫碳技術的開發、理解和應用能力。在轉型規劃方面，高碳企業應當盡快啟動編制一個可行、可信、科學的近零排放轉型計劃，其中納入短、中、長期減排目標、碳排放績效、脫碳路徑并減排技術、治理機制、資金配置等要素，從而有序推動脫碳，合理規劃各類支出，并對接外部資金資源。在脫碳技術的開發、理解和應用能力方面，企業應當加強技術培訓和研發能力，加大技術創新投資力度，并尋求更多產業鏈合作，從而充分掌握脫碳技術的發展現況，使用與技術成熟度匹配的融資工具，雙管齊下發揮功能。

　　再次，金融機構加強其綠色金融能力建設，構建高碳行業脫碳融資評估體系，并豐富轉型融資工具箱內容。金融機構應當先加強自身的綠色金融能力建設，再發揮教育功能，引導高碳企業啟動脫碳征程，并以適配方案來幫助募資。金融機構應當專門為企業脫碳融資構建一套評估體系，其中除納入傳統融資評估的要素外，另納入企業近零排放的轉型計劃，從而才能對企業轉型融資需求做出合理判斷。此外，金融機構應當進一步完善綠色金融工具箱，針對各類脫碳技術的成熟度與減排潛力，推出在風險、期限等方面都適配融資產品，以調動更多資金參與。

　　“鋼鐵、水泥、鋁冶煉行業碳排放管理與綠色金融具有很大的融合空間，應進一步發揮好綠色金融的作用。”中國節能協會副秘書長兼碳中和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張軍濤表示。

　　張軍濤建議，一是創新金融產品與服務模式。鼓勵金融機構針對企業減排需求開發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碳排放權質押融資等專屬金融產品，降低企業綠色轉型融資成本。

　　二是拓展碳金融應用場景。積極探索碳資產作為金融工具的應用途徑，例如碳配額、碳收益權抵質押融資，拓寬企業融資渠道，盤活企業存量碳資產。

　　三是強化政策激勵與引導。推動出臺配套政策，引導綠色金融資金精準投向高能效、低碳技術與工藝改造項目，提升資金使用效益，助力產業綠色轉型。

　　四是完善綠色金融風險管理體系。推動金融機構建立碳風險評估機制，將碳排放指標、履約能力納入企業信用評估體系，形成有效的綠色金融風險管理模式。

　　五是建立“碳市場+綠色金融”聯動機制。通過碳市場價格信號，引導綠色金融資本向低碳項目和企業傾斜，實現碳減排效益與經濟效益的有效結合。

　　邱慈觀認為，總體看，高碳行業的低碳轉型需要政府、企業與金融機構的緊密合作，通過政策、融資與市場等多元杠桿撬動更多資金支持，我國高碳行業才能有序脫碳，實現碳中和目標。（劉德炳）

　　 轉自：中國工業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