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泌尿外科醫生傅懋強發現，中國患者大多惶恐和急迫，“好像比醫生還要急，進來椅子還沒坐穩就要急著出去”。

每當這時，傅醫生就會安慰他的“客戶”：“我接下來的半個小時都是你的”。

與國內“排一晚上號，只能聊幾分鐘”不同，傅醫生的客戶可以得到他的手機號，隨時致電溝通病情。不僅如此，傅懋強和同行們開始為中國患者使用微信，提供“售后咨詢服務”。

傅醫生和中國患者的故事正發生醫療發達地區的各個醫院，其背后是中國醫療旅游需求的井噴。據梅奧診所國際轉診主任Melissa Goodwin介紹，2012年至2014年，中國患者數量成倍增長。“中國本來不是我們國際化策略的一個優先市場，但是近幾年，中國已經上升到我們第二級優先的市場了。”

韓國保健福祉部等機構統計顯示，2012年韓國入境醫療旅游的中國客戶同比劇增69.1%，達3.25萬人次，占整體韓國海外醫療旅游客戶的20.4%，首次超過美、日等國，居首位。

而在全球，Transparency Market Research今年發布的研究報告稱，2019年全球醫療旅游市場規模將由目前的100億美元升至300億美元。從2013年至2019年，全球醫療旅游業將保持17.9%的復合年均增長率。

家住武漢的張耀華（化名）去年4月在國內被確診為肺癌三期，醫院建議手術治療。治療費用對他不是大問題，最重要的是找到更合適的治療方案。多方咨詢之后，張耀華通過一家醫療旅游中介機構遠赴美國MD安德森癌癥中心尋求幫助。

隨后他感到果然“不虛此行”。醫生首次問診就達一小時以上，并對其癌癥進一步分型。“你很幸運。你肺部的癌細胞就像黃油一般，放化療就可使其融化。”這讓張耀華長舒一口氣，免去了開刀的痛苦和風險。一段時間的治療后，醫生以三個“Wonderful（棒極了）”來形容治療效果。通過后續近一年的復查，張耀華的腫瘤無復發跡象。

事實上，醫療旅游最早興起于美國等發達國家，一些缺少醫療保險的人會到欠發達地區尋求“物美價廉”的醫療救治。而在中國，情況則相反，大多是富裕階層不惜重金到發達國家以求良方。

醫療旅游服務機構優翔公司總經理種巖向無界新聞介紹，其客戶主要集中在資產千萬級甚至上億級的企業家群體，除重大疾病，他們也更加注重定期去海外體檢、抗衰老療養以及一些慢性病治療。當然其中也不全是大富豪，“也有客戶為了給孩子治病把房子賣掉。”

跨國求醫的誘惑

為什么出國就醫？根據法蘭國際醫療負責人張月軍觀察，患者往往是為了得到更好的診斷和治療方案、設備、藥物等。

在盛諾一家創始人蔡強看來，影響治療效果最大的是診斷與治療方案，這也是國內和發達國家差距最大的一環。根據該機構統計，國外否定或質疑國內診斷結果的占9%，調整治療方案的占62%。按不同疾病來劃分，62%的肺癌患者、58%的結腸癌患者、56%的神經系統疾病患者以及73%的黑色素瘤患者出國后調整了治療方案。

而治療方案變化的另一面則是儀器設備和藥物的差距。

被譽為可對腫瘤進行“立體定向爆破”的質子重離子治療系統，是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腫瘤治療設備之一，只有美、日等少數發達國家掌握核心制造技術。在發達國家應用多年的這一治癌利器，于去年才終于在我國落地。

運用微創技術實施復雜外科手術的達芬奇機器人，在胸外科、婦產科等疾病治療中正大顯身手。根據達芬奇制造商Intuitive Surgical公司數據顯示，目前全球每年開展近50萬臺達芬奇手術；而在我國達芬奇機器人手術累計不過1萬5千余臺。

在藥物方面，今年6月國家知識產權局拒絕了吉利德公司藥物Sovaldi的專利申請，而這一丙肝特治療效藥的遭遇，只是眾多藥品合法進入中國市場受阻的典型案例之一。再如，去年12月美國FDA批準了PD-1藥物用于黑色素瘤，在日本該藥物也可用于治療非小細胞肺鱗癌，但中國尚無該藥，只能通過手術和化療手段。

一個新藥進入中國，要向藥監和價格部門遞交包括針對中國患者的臨床數據在內的大量材料，從開始申請到最終獲批，至少需要兩到三年甚至更長時間。也因此不止一位業內人士曾向記者慨嘆：“人家都更新換代了，咱們還沒批完。”

流程長原因是多方面的，這與我國藥監體制有關，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簡稱FDA)人士向無界新聞記者介紹，他們的新藥審評員會與藥廠密切溝通，以幫助新藥通過審批。但在鄭筱萸事件后，為了避嫌，我國藥監和藥廠之間正常的溝通都受到限制，新藥審批的溝通效率大打折扣。此外，藥監局審評人員嚴重不足，而藥企眾多，遞交的材料數量龐大，幾個因素導致周期比FDA長。

此外，治療和護理技術的高低，可能直接決定了重癥患者能否堅持完整個療程。據攜康長榮董事長顧欣向無界新聞介紹，該公司客戶當中，不乏在國內接受放化療副作用明顯，身體難以支持繼續治療的情況。而日本等發達國家治療和護理技術更優，可以幫助患者相對輕松地完成治療。

除了可能得到更好的治療外，“溝通”問題也成了是否出國的微妙變量。在國內，漫長的等待過后往往只得到醫生少得可憐的時間。而在其他一些國家，溝通則大不相同。患者們發現，那里的醫院更像是服務機構，醫生會耐心介紹不同的治療方案，讓患者了解到哪一種可能會帶來最好的療效。

新加坡心臟病醫生謝思立向無界新聞舉例說，盡管在新加坡可以用到大多數國家尚未普及的生物可降解支架新技術，但醫生往往并不急于向患者推薦使用，而是在詳細的溝通了解之后選擇更適合患者的治療手段。“有時并不是哪個地方一定治得更好，更多的是溝通問題”。

而在財富金字塔頂端的極少數人群，醫療旅游需求未必是“救命”，而是傾向于抗衰老、美容、體檢、避世靜修等“輕醫療”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