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2022金融街論壇年會上表示，人民銀行發揮結構性貨幣政策作用，持續加強對“三農”、小微企業、民營企業等領域的金融服務，推動普惠金融“量增、面擴、價降”。截至2022年9月末，普惠小微貸款余額達到了23萬億元；授信戶數近5400萬戶，是2017年末的4倍；2022年9月份新發放的普惠小微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4.7%，較2017年同期下降了1.8個百分點。

　　與此同時，近年來，普惠金融的內涵和外延不斷充實，穩步邁向高質量發展。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副院長莫秀根在接受《金融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如今，保險、理財、資本市場等逐步被納入普惠金融體系；金融能力建設、消費者保護、金融健康等成為普惠金融發展的重要手段。

　　經過10多年的發展，我國普惠金融以可負擔的成本為有金融需求的社會各個階層和弱勢群體提供可得、有效的金融服務，讓更多的老百姓分享經濟增長紅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

　　2022年9月，銅川、麗水、成都三地普惠金融改革試驗啟動，為全國普惠金融發展進一步積累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接下來，普惠金融改革將如何運用好階段性改革成果，進一步將工作推向深入？圍繞上述問題，《金融時報》記者采訪了多位業內專家和一線金融工作者。

　　信用機制建設有待持續完善

　　回顧過去10年，數字化賦能是我國普惠金融工作的一大亮點。數字平臺的建設拓展了金融服務的半徑，使金融服務以較低的成本觸達邊遠農村地區。同時，政府搭建的數字平臺聚集了大量的公共數據，發揮了公共數據的生產要素功能。

　　對于鄉村地區而言，上述作用是顯著的。莫秀根認為，鄉村地區應發展基于信用的金融服務，因此，信用體系建設應成為鄉村振興的重要突破口。

　　招聯金融首席研究員董希淼也對《金融時報》記者表示：“實踐表明，偏遠欠發達的地區對數字普惠金融需求更旺盛。由于金融基礎設施不完善，金融服務難以觸達，偏遠欠發達地區居民的金融需求往往不能得到充分滿足。而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有助于滿足偏遠欠發達地區居民多樣化的金融服務需求，使他們以合理的價格享受更多金融服務。”

　　不過，在需求和供給之間，矛盾仍然客觀存在。不少一線金融從業者對《金融時報》記者表示，“數字鴻溝”依然存在，特別是城市與農村的數字資源稟賦仍然存在較大差異，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的金融素養也不盡相同，數字普惠金融在鄉村普及過程中面臨諸多約束。

　　從客觀上看，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為落后，網絡設施等制約了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進程；從主觀上看，由于農村地區教育資源匱乏、教育觀念落后，農村居民的金融素養普遍不高，集中體現在金融知識欠缺、風險責任意識薄弱、家庭支出計劃性不足。也正因如此，農村居民在對數字普惠金融的了解和接受程度有限，這對農村地區數字普惠金融業務的普及造成了障礙。

　　“由于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需要大量資金投入，其較高的迭代速度要求在數字技術發展的不同階段持續引入增量資本，后期也需要付出高額的維護和運營成本，加之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普遍存在的‘搭便車’現象，導致企業更傾向于在人口密集、經濟發達的地區建設數字基礎設施，而將在農村地區進行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視為不經濟行為，市場認為高額投資無法匹配高額回報時就會失去投資動機。”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肖宇表示。

　　對此，董希淼認為，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門應發揮更大作用。他提出，要加快夯實金融基礎設施，補齊基礎設施的短板。

　　“政府需更好發揮協調溝通和建制定規的作用。”建設銀行寧波市分行黨委書記、行長文志軍建議，由“政府+監管”主導建立“三農”信用體系建設，確保數據的全面性、真實性和及時性，為金融機構評價“三農”客群真實經營和信用情況提供支撐。

　　莫秀根也提出，在普惠金融發展過程中，政府和市場的功能應有所區別，在市場發育程度較低的地區，政府應發揮更大的作用。政府的發力點，主要是建立以信用信息體系和金融政策環境為中心的金融基礎設施。

　　“當然，金融消費者自己也需要不斷提升金融素養。”董希淼表示，農村地區消費者應堅持正確消費觀，加強學習數字技術，合理安排消費，有效識別金融騙局，努力跨越“數字鴻溝”。

　　以提升產品適農性應對金融需求不足問題

　　記者發現，在推進農村金融改革的過程中，還存在因為產業不可持續、不成規模導致的金融需求不足問題。

　　中國人民銀行麗水市中心支行黨委書記、行長阮建明在接受《金融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由于農業的弱質性，金融機構有效識別風險難度較大，業務成本較高。加上農業季節性、周期性強，且抵御自然風險、市場風險的能力弱，導致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數量較少、金融機構涉農信貸風險較大，繼而形成了普惠金融服務“三農”的金融需求少、違約風險大難題，進一步導致了金融需求不足問題。

　　對此，應加強配套支持，找到差異化、特色化的應對辦法應對。“要避免將城市的數字普惠金融產品直接復制到農村，從而忽略了普惠金融產品的適農性。”肖宇建議，農村數字普惠金融機構要在開展實地考察的基礎上，利用大數據、區塊鏈和云計算等數字信息技術分析農村居民的交易行為和交易數據，充分掌握農村居民的真實金融需求，有針對性地進行數字普惠金融產品創新，為農村居民提供創業擔保貸款、農業保險基金等專屬金融產品，在產品設計過程中還應將當地資源稟賦、產業特色納入考慮，完善適合當地產業發展、農民生活、農村建設的個性化普惠金融產品體系，彰顯數字普惠金融在擴大農村地區比較優勢上的重要作用。

　　董希淼表示，針對一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培育還不夠成熟，金融需求不足，金融機構與當地政府需要一起推動“造血”功能提升，而不是急于“輸血”。而另一些主體可能是有需求，但不了解金融業務，可以推出“金融服務送上門”，加強與企業的溝通，主動推薦相匹配的產品甚至圍繞新型農業主體的實際需求進行產品創新。

　　還有一些專家建議，應由“政府+村集體+金融機構”聯合搭建產融撮合平臺，由政府和村集體主導市場推廣，金融機構跟進金融服務輸送。

　　進一步鼓勵先行先試

　　從助力脫貧攻堅到接續鄉村振興，普惠金融貢獻了重要力量。在這個過程中，不少經驗和成績來自“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與“自下而上”的基層探索相結合。

　　其中，“自下而上”的實踐對普惠金融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從已有的區域金融改革試點看，普遍具有立足本地實際、深化體制機制創新、積極構建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體系、著力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等特點，對全國層面的金融改革具有重要的探索意義。

　　例如，麗水區域金融改革即堅持結合地域特色和實踐工作，“摸著石頭過河”。當地建立健全農村產權配套機制為重點的農村產權抵押貸款模式為全國提供了經驗借鑒。此外，麗水以林權抵押貸款為破冰之舉開啟農村金融改革，建立健全林權抵押配套機制，并延伸到林地經營權、農房產權、林地地役權等產權，實現農村基本產權全部可抵押，有效緩解了銀行機構的后顧之憂、提高了貸款操作性、控制了貸款不良率。

　　隨著普惠金融改革邁向深水區，一些普惠金融業務已相對成熟的地區提出了自身的期待。作為首批普惠金融改革試驗區之一，麗水表示希望有關部門和上級金融機構能在政策試行上給麗水更多自主權，并多給麗水先行先試的空間。

　　“一方面，針對農房抵押貸款面臨的法律障礙等問題，希望國家層面能夠盡快制定相關政策。另一方面，希望省級乃至國家級金融機構能給予在麗金融機構更多信貸政策、權限支持，進一步探索推進各類農業產品保險服務、畜牧業活體抵押貸款、擴大農村產權抵質押融資范圍、農產品供應鏈金融服務創新等。”阮建明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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