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學保護,文化底蘊不能丟

大遺址承載著豐富的歷史信息和文化內涵,是中國五千多年燦爛文明史的主體和典型代表,具有深厚的科學與文化底蘊。在大遺址保護中,必須堅持考古支撐,保護第一的原則。針對大遺址所在地的開發建設,國家也出臺“先考古,后出讓”的政策,引導各級政府用科學的方式保護大遺址,將遺址文化底蘊放在首要位置。

2022年,貴州醫科大學新校區選在貴安新區,在開工現場,工人們頻繁打入土層的不是水泥樁,而是一把把考古使用的洛陽鏟。原來貴安新區是貴州從史前到明清唯一一個擁有完整考古文化序列的地區。在對其進行開發之前,必須先對其進行考古勘探,以確保文化遺存不被城市建設所湮滅。早在2018年,在“貴陽市工程建設項目審批制度改革”中,貴陽政府就將“考古調查”納入到所有工程建設項目立項用地規劃許可階段的區域綜合評估內容。

同在西部的陜西是大遺址大省,自然也將大遺址考古放在重要的位置。2022年10月,陜西印發《陜西省基本建設工程考古工作管理辦法》,明確落實“先考古,后出讓”的考古制度,以期實現文物本體科學保護,延續文化血脈的目標。

(貴安新區)

“先考古,后出讓”的政策將考古放在了首位,但這并不意味著城市建設就不重要。實際上,這一政策的落實實現了文保城建的雙贏。在這一政策出臺之前,施工過程中發現文物的情況時有發生,為保護文物,施工項目不得不中止,造成不必要的經濟損失。“先考古,后出讓”政策對于文物來說是一種科學的預防性保護,對于城市建設來說則避免了中期停工的風險,既保護了高樓大廈的“面子”,也保住了文化底蘊的“里子”。

二、活化利用,遺址資源大放光彩

大遺址不僅具有科學價值和文化底蘊,同時還是極具特色的環境景觀和旅游資源,在遺址保護的過程中,要以“價值利用”為導向,兼顧“相容使用”,讓大遺址活起來、傳下去。

建設考古遺址公園是較好的大遺址活化辦法。事實上,西部地區早就走在了建設考古遺址公園的路上。四川的三星堆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金沙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陜西的陽陵考古遺址公園、秦始皇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大明宮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都被列入第一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此外廣西、重慶、新疆、寧夏、內蒙古等省也分布著國家級考古遺址公園。

(金沙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大明宮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考古遺址公園有的分布在山川沃野,呈現出一派自然的田園風光;有的置身于城鎮周邊,規模宏大,建筑精美,散發著歷史沉淀的芳香。依托考古遺址公園為載體,考古學家可進行考古、學術研究,大眾也可以游憩休閑,了解古代文化發展盛況,“沉睡”的大遺址文化資源得以在活化利用的過程中大放光彩。

三、融合創新,文化成果與民共享

在《大遺址保護利用“十四五”專項規劃》中明確提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促進分類管理、多方參與、社會共享,探索文物領域深層次改革,兼顧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推動大遺址融入現代生活。”西部各地區多策并用,實現大遺址文化成果與民共享。

要實現文化成果與民共享,必須要讓公眾參與進來。公眾考古無疑是讓公眾參與考古事業的重要舉措。公眾考古的開展方式之一是將考古現場的考古過程進行全方位展示與傳播。通過這樣的方式,一方面改變了大眾對于考古工作者“遠看像逃難的,近看像撿破爛的,細問是考古的”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也向公眾普及了考古知識,實現考古文化成果與民同享的目的。

為了讓公眾更切實地了解到大遺址開發成果,許多融合創新的手段被用了起來。大遺址旅游無疑是融合創新的代表,例如三星堆采用“博物館+遺址本體+遺址公園”的形式,把三星堆大遺址的各類資源整合利用,打造成旅游景點,既為遺址區人民增加了創收機會,又為大眾提供了旅游好去處。

(三星堆博物館)

此外,大遺址研學也是融合創新的典范,敦煌莫高窟采用“遺產+科技”的手段,對大遺址中的石窟寺、壁畫等進行科技賦能,讓人們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感受大遺址的文化魅力。

(數字敦煌)

大遺址保護利用需要與時代共進與人民共享。只有堅持融合創新,并通過特定的方式讓民眾參與進來,大遺址才能迸發出旺盛的生命力,也才能讓民眾獲得更豐厚的歷史文化滋養。西部各地正走在大遺址融合創新以及探索大遺址保護成果與民共享的路上,相信在未來,將書寫出更精彩的答卷。

結尾:作為立足西部,輻射全國的國家級品牌展會,西部文博會長期關注文化遺產保護成果。本屆西部文博會特設數字文化展館,并在其中設置博物館及文化遺產保護展區,向觀眾展示文物保護與活化利用成果和大遺址保護成果。2023.8.17-8.20日,西安國際會展中心,第十屆中國西部文化產業博覽會已蓄勢待發,誠邀品鑒,共享文化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