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風云對話》，我是阮次山。在過去這一陣子，全球的金融或經濟的危機，有的地方出現稍微有一點改善跡象，可是包括在歐元區呢，似乎在停滯，有沒有改善?現在看不出來，至少它止跌，那么有沒有回升，現在還不知道。在亞洲、南美洲、跟非洲，這些國家出現大量的外資的外逃，那么導致于它內部股市有波動，那么又出現一股好像呢，經濟又出現風暴的樣子，那么在中國方面呢，我們最近幾個數字發現，我們中國經濟發展有放緩的跡象，這種放緩呢，是好是壞?我們國家、我們政府有沒有方式去解決?那么我們今天非常高興能夠邀請到中國著名的經濟學者、有“風險投資之父”稱號的成思危老先生來給我們分析一下，我們中國的經濟的各種現象，請看我跟他之間的第一段談話。

　　解說：成思危先生，1935年6月出生于北平，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建中央主席。1981年，已經在中國化工領域頗有成就的成思危做了一個重要抉擇，他遠赴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專攻管理學專業，3年后成為了中國大陸最早獲得MBA學位的學者之一。此后，他將風險投資的概念引入到中國，為國內的風險投資業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也由此被稱為“中國風險投資之父”。

　　阮次山：委員長，最近我們的這兩季，經濟有點放緩，國內的、國外的，還有很多國家就是說莫衷一是，有時候說我們是硬著陸，說軟著陸;有時候說我們“放緩”，可是呢，我們國內有經濟學者講：這“放緩”對我們沒有什么多大的影響。您是專家啊，這方面您的看法怎么樣呢?

　　解讀中國經濟放緩原因

　　成思危：中國經濟放緩，這是肯定的，用英文說叫slow down，對，為什么會放緩呢?道理也很簡單，一方面是因為國際的因素，是，從國外美國次貸危機，一直到歐洲的債務危機，這樣呢造成的是外需的減少，外需的減少當然帶來的就是我們外貿的減少和外貿順差的減少，這是第一個因素。第二個因素呢，就是由于它們發生了金融危機，一般的金融危機前，貿易保護主義就會抬頭，所以貿易保護主義對中國的“雙反”調查是層出不窮，你像光伏就是這樣，美國搞，歐洲也搞，當然歐洲現在我們總算達成協議了，但是貿易保護主義對我們的出口有大量的影響。第三呢，就是由于國外它要“去杠桿化”，所謂“去杠桿化”就要減少它的債務，所以呢它要動員海外的企業回去，海外的企業把資金調回去，所以根據這樣一來的情況呢，這個外資投入相對的增速也是會減少。第四呢，就是因為他們都實行的是所謂easy money，就是叫做“寬松的貨幣政策”，你像美國它現在還是0—0.25，日本0—0.1，歐洲是0.5，英國也是0.5，這是低利率，低利率情況底下，對我們也造成了一定的壓力，這使我們也遇到兩難，如果你要對付通貨膨脹，就要提高利率，提高利率呢，當然對經濟發展是不利的，如果你要是降息，那么一方面很容易讓投機的熱錢進來，另一方面老百姓的存款，也會變成負的，對，所以呢國際上這樣錯綜復雜的情況，那國內呢，同樣也是這樣。國內也有幾個因素，一個因素就是我們前幾年，信貸放得比較松，2009年、2010年就放了9.6萬億，那么在這種情況底下呢，當然產能過剩啊，庫存積壓呀，投資效益降低呀，環保問題增多呀，地方債務猛增啊，通貨膨脹的危險也開始顯現，再加上呢，資產泡沫等等這些問題，所以這兩年都是在治理，治理這些問題，那么治理這些問題是要花代價的，這是一個。第二個呢，就是我們現在轉變經濟發展的方式，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是一句簡單的話，你一方面是要減掉那些過剩的生產能力，你要減掉過剩的生產能力，你當然要減少GDP，另外一方面呢，你要支持新興產業，新興產業在開始的時候，是燒錢的產業，它是要投入的，它不是很快能產出的。太陽能現在就這樣，現在太陽能發電，一度是要一塊錢，你比那火力發電要貴一倍，那你國家要補貼的，對吧?所以這樣呢就說，支持新興產業的發展，它得有一段時間，再有呢就是，最近我們強調要砍掉、減掉GDP的水分，你比如豆腐渣工程，建成以后不能投產，或者呢是投資回收期非常慢，這些項目，那這些項目如果真的壓縮呢，GDP肯定要減少，所以從國外及國內兩方面現象看，GDP的降低是肯定的，所以你看去年我們是9.2，今年一季度是7.7，二季度7.5，是吧?還是呈一個下降的趨勢，所以經濟下行這個現象是肯定的。

　　解說：每年兩會，政府公布的一系列數據都很令人矚目，其中GDP增速目標更是總體政策的風向標。今年，中國政府將GDP增長控制為7.5%，成思危認為，這個數字體現了國家對經濟增長“實實在在、沒有水分”的追求。

　　阮次山：您也強調，我們過去對于GDP崇拜的時代應該已經過去。

　　成思危：對。

　　阮次山：我們現在要強調的是以后如何提高生產。

　　成思危：勞動生產率。

　　阮次山：是，那這個方面，您可不可以給我們做進一步的解釋呢?

　　成思危：我們這個經濟增長啊，它有兩種方式，一種叫外延式增長，所謂外延式增長，就是我要增加一個產品生產能力，我就建一條新的生產線，就靠投資吧，那么這樣的增長呢，當然也能拉動GDP，對吧，因為只要有投資，它就能拉動GDP，但是它不能提高勞動生產率，就是不能提高人均創造的財富。而現在我們的問題呢，就是說，如果還是靠這種外延式的增長的話，那當然可以拉動GDP，可以解決就業問題，但是不能提高每一個人創造的財富，如果不能提高每個人創造的財富，不能更多地創造社會財富的話，你就沒有辦法去更多地去分配這個社會財富。我們研究過世界十大農業國，世界十大農業國可以分三檔，第一檔是美國、法國、日本，每一個農民人均每年創造的增加值是三萬到五萬美元，第二檔是俄羅斯、巴西、土耳其，每人每年創造的價值是三千到五千美元，第三檔是中國、印度、印尼、尼日利亞，每人每年只創造三百到五百美元，所以你跟美國的這個農業勞動生產率相比差一百倍，就算你農業稅不收，農民的收入還是提不高，他創造的財富還是不高，現在農民的收入，一大部分是靠打工的，真正農業生產的勞動生產率，那是非常低的。再看工業，我們也算了十大工業國的勞動生產率，我們的勞動生產率，大概是德國的五分之一，美國的八分之一，我們工業增加值大概是20多億，我們從業人員是兩億人，也就是每人每年創造的價值，就是10萬到11萬這樣的數字，這個錢政府稅收拿一部分，企業要留一部分，再給到個人，所以你個人現在也就是三四萬，一年的水平了，平均，我講是平均了，當然有好的企業，有差的企業，那你想想看，如果我們不提高勞動生產率，就算政府一個稅不收，企業一個錢不留，你也不就一年10萬到11萬嗎?這個也就是比國外的失業救濟金高不了多少，

　　阮次山：對。

　　成思危：所以我說要不能去更多地創造財富，你是很難解決，實現中國夢啊，很難解決說是提高人民的收入，來通過依靠消費，依靠人民群眾的消費來拉動經濟，當然這里頭不可否認，確實也有一個合理分配的問題，現在大家也都在爭論，把蛋糕做大還是蛋糕分配要合理，當然有個合理分配的問題，合理分配的問題是要很好的解決，但是如果你不把這個蛋糕做大，你再合理分配，就剛才我說的，政府企業一個錢不拿，你也不行，所以我說反腐敗是必要的，對吧?政府節約開支，企業勤儉節約，使得這個分配能夠更多一點，向職工傾斜，這是必須的，但是如果你不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話，職工收入的增長，始終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