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 許小年

　　直率敢言，言辭犀利，富有洞見，這是經濟學家許小年給人們留下的深刻印象。許小年的語言和文章，就像一把鋒利尖刀，可以直擊你內心深處，一層層把問題刨開，把埋藏于你內心深處的陳腐偏見、荒謬觀點直接挑出來。近日，搜狐財經在中歐工商管理學院北京校區采訪了許小年，請他再次舉起經濟尖刀，為我們剖析經濟之道。以下為訪談全文《改革需要更多共識》的節選，關注收入分配改革。

　　搜狐財經：您認為過去十年重要的經濟政策有哪些?怎么評價這些經濟政策?

　　許小年：過去十年出的政策有點多，也許太多了，其中不乏前后矛盾、朝令夕改。回過頭來看，很難對這些政策做一個概括性的評價，只能說這些政策的基本方向是政府對經濟越來越多和越來越深的干預。

　　從理論上講，你可以說它是凱恩斯主義，其實凱恩斯主義從來沒有主張政府如此深入、如此廣泛地干預經濟。凱恩斯主義的主要思想是通過適當的政府干預來提高市場的效率，但到了中國，就變成政府直接插手經濟，政府在市場上追求自己的經濟目標和經濟利益，變成披上凱恩斯外衣的計劃經濟。隨著政府干預的擴大和深入，形成了過去十年間非常明顯的國進民退趨勢。為什么會出現這個趨勢?大致有幾方面的原因。

　　一個是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效益逐漸減少，到1990年代中期，又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用當前的時髦詞匯講，市場化改革的紅利在消失，最近領導層也在談改革紅利，這個觀點我是認同的。中國經濟這幾十年的高速增長主要來自改革紅利，而不是人口紅利或者勞動力成本。計劃經濟時代也有人口結構和勞動力成本的優勢啊，為什么沒起作用呢?制度不行。必須要有好的制度、好的市場環境，才能把潛力釋放出來，紅利才能兌現。

　　改革的紅利遞減，農業是個例子。1970年代農業改革，包產到戶，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一下就子上來了，農村經濟繁榮，很快解決了農副產品的短缺問題，支持了城鎮經濟的改革與發展。但是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小農經濟有很大局限，生產效率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碰到天花板，上不去了。這時如果繼續推動改革，特別是土地制度的改革，明晰產權，促進土地的市場化配置，在市場力量的驅動下形成專業化和集約性的農業，農業生產效率就會得到進一步提高。但是在包產到戶之后，我們在農村的改革停頓下來了，不僅阻礙了農業的發展，而且影響了城鎮經濟。

　　農業只是一個例子，改革一旦停下來，經濟增長就失去動力，不得不靠政府來推動。結果是什么呢?政府的投資力度越來越大，這時真的走上凱恩斯主義的道路了。

　　改革紅利和政府推動的區別是什么?改革開放前半段的效益是從哪里來的?來自于資源的重新配置。改革打破了計劃體制對資源的束縛，在農村取消了人民公社，土地和勞動力開始自由流動。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在經濟利益的吸引下，人力、土地等資源流向高收入、高回報也就是高效率的部門。具體來講，資源從農村向經濟效率更高的城鎮配置，到今天，已有兩億多農民在城鎮工作。還是那么多人，還是那么多地，配置方法改變了，資源使用的效率、經濟的總體效率就提高了。

　　第二個資源的重新配置是從國有部門到民營部門，允許民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低效和無效的國有企業倒閉，人力、資本、土地等資源釋放出來，流向效率高的民營經濟。私有制比公有制效率高，這是人性決定的，我們每個人都更關心自己的錢，私有制的效率不用什么理論去證明。

　　資源重新配置帶來效率的提高，還有一個我們看不見卻極為重要的效應，那就是激勵機制。包產到戶后，農民為自己干活，不是為人民公社或別人干活，勞動積極性、經營的主動性和以前大不一樣。在城鎮經濟中則是出現了一大批民營企業家，千方百計地進行創新，降低成本，他們的激勵機制和國資、國企管理人員的激勵機制也完全不一樣。

　　從經濟學的角度講，改革開放前十幾年，經濟增長的源泉一是資源的重新配置，從低效到高效部門的轉移;二是資源使用效率的提高，由于激勵機制的改變，勞動生產率、每畝土地或者單位資本的產出都增加了。

　　改革開放的良好勢頭從90年代中期以后開始發生逆轉，不是更多地通過市場化機制配置資源，而是相反，在政府的干預下，資源從高效率部門流向低效率部門，從民營部門回到國有部門，表現為國企特別是央企的強力擴張。民營經濟的空間受到擠壓，經營環境惡化，企業家信心不足，移民成風。微觀層面上的增長動力衰減，政府不得不在宏觀層面上用政策推動，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這就形成了過去十年間國進民退的態勢，凱恩斯主義興起，計劃思維回潮。

　　搜狐財經：政府推動經濟增長的效果很差。

　　許小年：政府推動永遠是低效的，如果國家計委能夠有效配置資源的話，我們為什么要解散它?解散了計委為什么又要成立發改委?搞市場經濟，發改委沒有存在的必要。

　　搜狐財經：因為它管得太多了?

　　許小年：不是管多管少的問題，而是政府不可能有效配置資源，凡是它管的事，效率一定低。管光伏，光伏死掉;管高鐵，高鐵出問題。哈耶克在上一世紀四十年代就說過，政府管不好經濟，因為它一沒信息，二沒激勵。信息在市場上，不在政府的辦公室里。政府官員的激勵是升官、尋租發財，而不是把企業經營好，企業效率高低和他有什么關系?

　　搜狐財經：取消發改委的可能性大嗎?

　　許小年：沒參加十八大，不太清楚。大家對改革的預期很高，可以理解，但改革的難度比以前大多了，比1978年困難多了，所以最近在一次會議上我說：“Nothing is going to happen”。說一切照舊，可能太悲觀了，但預期確實不高。

　　搜狐財經：因為既得利益比以前更強大了嗎?

　　許小年：既得利益是原因之一。1978年剛開始改革時，沒有很明顯的既得利益，那是在“文化革命”的晚期，“文革” 給中國經濟造成的破壞有目共睹，這是黨內、黨外的一致認識，按照那一套路子再走下去，經濟要破產，社會要動蕩，不能再那樣干下去了，朝野形成了關于改革的共識。關于“文革”，沒有什么好說的，執政黨的中央文件(《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通過。)已有總結，你要想重新肯定“文革”的話，黨中央得再出個文件，說前面那個錯了。

　　現在可不一樣了，權貴既得利益不想改革，而且改革的社會共識也沒有。今天的共識僅僅是對現狀的不滿意，大家都不滿意，要求改變現狀，但怎么改，往哪里改就沒有共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