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綠色低碳轉型成為時代主題的宏觀背景下，國際碳關稅與綠色貿易壁壘正加速形成，這為中國與東盟的經貿合作帶來了全新的挑戰與機遇。中國作為“雙碳”目標的積極踐行者，正全力完善國內的綠色低碳發展制度體系，力圖在全球氣候治理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然而，目前雙方在碳足跡核算標準上的不統一、認證結果的互不相認、以及數據平臺的互不聯通，已經構成了顯在的障礙，嚴重制約了區域內綠色貿易的深度融合。因此，構建一套科學、高效且雙方互信的中國—東盟跨境碳足跡核算互認體系，已不再是一個可選項，而是成為一項具有戰略緊迫性的任務。這不僅是落實中國“雙碳”承諾、維護和增強區域綠色供應鏈韌性的內在要求，更是面對全球經貿規則重構大勢，共同提升中國與東盟在國際舞臺競爭力和話語權的必要抓手。

一、現狀與成效

中國在碳足跡核算與管理體系的建設上已邁出堅實步伐，展現了系統性的戰略布局。國家層面，生態環境部與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等部門正協同推進，不僅發布了多項核算標準，更提出了清晰的“兩步走”路線圖：目標到2027年，率先形成覆蓋100類重點產品的碳足跡計算標準體系;到2030年，進一步將該體系擴大至200類產品，精準覆蓋鋼鐵、水泥、化工、汽車及農產品等中國主要出口產業，并強調要逐步實現與國際主流標準的深度接軌。這一頂層設計的核心，是為國內產業的綠色轉型提供統一標尺，并為國際貿易的綠色認證奠定堅實基礎。與此同時，中國積極推動ISO14067、PAS2050等國際標準的轉化與應用，并在新能源電池、農產品出口等關鍵領域，先行啟動了跨境碳足跡認證的試點工作，積累了寶貴的實踐經驗。

在國家頂層設計穩步推進的同時，中國的地方試點正成為創新和落地的“試驗田”，為區域合作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驗。西南地區的四川省表現尤為積極，在綠色制造體系的構建中，創新性地引入了碳足跡核算方法，并主動與境外客戶開展低碳認證的對接;其自貿試驗區成都天府新區片區，更是在跨境電商出口的實踐中，為產品附加碳足跡標簽，為四川的農產品和食品加工品順利進入東盟市場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另一重要增長極粵港澳大灣區，則率先啟動了區域內碳標簽的互認試點與統一管理，并設定了在2027年前實現與國際部分標準對接的明確目標。這些從“點”到“面”的探索，無論是四川針對特定出口渠道的精準突破，還是大灣區著眼于區域一體化的制度創新，都驗證了碳足跡核算在促進貿易便利化中的積極作用，為未來構建更大范圍的中國—東盟互認體系，提供了可復制、可推廣的“中國樣本”。

反觀東盟，其碳市場與標準體系的建設正處于快速發展期，但呈現出顯著的“碎片化”和“非均衡”特征。東盟內部各國的碳市場發展水平參差不齊，起步時間和成熟度差異巨大。新加坡憑借其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已建立了覆蓋國際航運的碳稅制度，并依托其“碳服務與交易中心”積極開展國際碳信用交易，走在了區域前列。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尼等國也不甘落后，紛紛推出了本國的碳信用機制，并積極參與國際自愿減排市場。而越南、菲律賓等國則尚處于試點探索和國內立法階段。然而，在產品碳足跡核算領域，東盟目前嚴重缺乏一個統一的技術標準和共享的數據平臺。各國更多依賴自主制定的方法，導致其與ISO14067等國際主流標準的兼容性嚴重不足，這造成了在跨國貿易中認證結果難以互認的困局。盡管東盟共同體已在2024年啟動了《東盟共同碳框架》(ACCF)，旨在推動區域內標準的統一，但短期內，這種碎片化的現狀仍是中國—東盟構建互認機制時，必須面對的技術、制度和平臺對接挑戰。

二、四大核心堵點

在2024年10月以來深入北京、浙江、廣西、云南等地的實地調研中，我們梳理了企業在對接東盟市場時面臨的現實困境，發現制約中國—東盟跨境碳足跡核算互認體系落地的堵點具體而突出。首先是“標準不統一”帶來的巨大摩擦成本。中國與東盟在碳足跡核算的方法學、數據邊界設定、乃至生命周期分析流程上均存在顯著差異。中國的體系主要以ISO14067為基礎構建，而東盟各國則往往采用本土規則或借鑒PAS2050、GHGProtocol等其他國際方法，導致核算邊界、排放因子、數據來源等關鍵參數無法對齊。以四川省的出口企業為例，其產品盡管已在國內完成了完善的全生命周期碳核算，但在出口至泰國或馬來西亞時，仍必須按照對方要求，推倒重來，重新調整核算邊界并替換排放因子，尤其在原材料采購和跨境物流環節的計量口徑差異巨大。這種“一套產品、多套標準”的錯位，直接導致了同一產品在不同體系下的碳足跡核算結果差異可高達15%至30%，極大增加了企業的跨境貿易合規成本。

第二是互認機制缺失，導致企業陷入“重復認證”的泥潭。目前，中國與東盟之間尚未建立起任何系統性的跨境產品碳足跡核算互認機制。雙方在標準對接、認證執行、標簽互認乃至數據共享等關鍵環節，均缺乏頂層的制度性安排，所有合作基本停留在個別行業或龍頭企業層面的零星試點。更為關鍵的是，這一重要議程尚未被納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后續談判或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的議程之中。這種制度真空意味著，中方和東盟的產品出口必須分別接受兩地的碳核算與認證，企業被迫進行重復投入。調研顯示，即便部分企業在兩地均完成了認證，也需分別支付高昂的認證費用并接受重復的現場審核，導致認證周期大幅延長，企業負擔沉重。以競爭激烈的新能源汽車出口為例，中國企業僅在東盟市場進行碳認證的額外成本，就占到了單車成本的3%至5%，這在毫厘必爭的國際市場上，極大地削弱了“中國制造”的價格競爭力。

第三是市場信任不足，嚴重侵蝕了跨境互認的合作基礎。這種不信任是雙向的。一方面，東盟部分國家的碳信用項目在國際市場上的認可度堪憂。由于其在核算過程中存在數據透明度不足、監測體系不完善、信息披露不完整，且普遍缺乏權威第三方機構的獨立審核，導致其碳足跡結果的市場公信力偏低。例如，印度尼西亞的森林碳項目雖然在國內被廣泛采納，但在歐美市場銷售時卻面臨著極高的折價率，其價格通常低于同類國際認證碳信用達20%至40%。另一方面，中國的部分行業碳足跡認證，在東盟市場同樣缺乏直接的認可和信任，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車、動力電池、高端家電等高價值出口品類上。以西南地區為例，其跨境貿易口岸眾多，流通環節極其復雜，但由于缺乏一個與東盟國家對接的跨境碳足跡信息共享平臺，導致數據無法有效驗證，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市場互信的缺失。

第四是技術能力不均衡，使得統一的互認體系難以公平有效地落地。中國與東盟各成員國在碳足跡核算的技術儲備、數據采集能力、信息化平臺運維水平等方面，存在著巨大的鴻溝。在東盟內部，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憑借其先發優勢，已具備較強的碳核算和審計能力;然而，柬埔寨、老撾等國則明顯滯后，不僅缺乏專業的機構和技術團隊，其部分中小企業甚至連完整準確的能源消耗統計系統都尚未建立，碳排放核算體系仍處于非常初級的階段。這種內部差異極大地制約了區域互認體系的可行性與一致性。同樣的問題也存在于中國一側，國內的部分中小出口企業亦坦承，缺乏開展全流程碳核算所需的技術和人才。這種基礎技術能力上的嚴重不均衡，使得任何一套統一的核算標準和互認體系都難以直接全面鋪開，最終將嚴重影響區域經貿合作體系的有效性和公正性。

三、構建互認體系的提升路徑

首先，為系統性拆除上述壁壘，首要任務是統一核算標準框架，從源頭上降低企業的貿易成本。我們建議，構建“中國—東盟統一碳足跡核算體系”。針對雙方的主要出口產品(如動力電池、綠色建材、農產品等)制定統一的核算邊界、排放因子和數據質量要求。為確保其科學性與可比性，雙方應立即組建聯合技術委員會，廣泛邀請行業協會、龍頭企業及第三方認證機構共同參與標準的制定與驗證。標準的基礎是數據。此外，同步建立“雙邊排放因子數據庫與更新機制”。建議建設“中國—東盟統一排放因子與生命周期數據共享平臺”，并采用雙邊數據互審模式，每年由雙方權威機構抽樣驗證并發布統一版本，確保數據源的透明與權威。可依托四川自貿試驗區和西部陸海新通道率先試點，打造“西南樣板”。

其次，在技術標準統一的基礎上，必須構建制度化的互認框架，徹底解決企業重復認證的負擔。我們建議，將碳足跡互認機制正式納入雙邊與多邊經貿協定的頂層設計中。此項工作應由中國商務部和東盟經貿部長會議牽頭，在RCEP的后續談判或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的議程中，將“碳足跡核算互認機制”作為重要條款正式納入協定文本。協定應明確雙方在標準對接、認證互認、標簽使用、數據共享等方面的具體權利與義務。為推動協定落地，可將四川至新加坡的國際班列、成都國際鐵路港與東盟海運港口構建的綠色物流鏈納入首批互認體系試點。在具體執行層面，應大力推行“雙一站式”認證服務模式。建議由中國合格評定國家認可委員會(CNAS)與東盟各成員國的認可機構簽署互認協議，建立一份雙方共同認可的第三方碳足跡認證機構名錄。基于此名錄，建立“一站式”認證服務平臺，企業只需一次提交數據、一次接受審核，即可獲得在中國與東盟雙方市場直接通行的碳足跡證書和統一標簽。此模式可選擇新能源汽車、動力電池和冷鏈農產品等出口量大、市場關注度高的品類先行先試。

再之，為解決市場信任不足的核心癥結，必須通過技術手段大幅提升信息透明度，增強跨境市場互信。我們建議，建立一個區域性的碳足跡信息披露平臺。建設“西南—東盟跨境碳足跡信息服務平臺”，并確保其與口岸海關、物流企業的核心數據實現互聯互通。該平臺應強制要求所有通過互認體系認證的產品，將其碳足跡數據、核算方法、審核機構、認證有效期等關鍵信息全部對外公開，并為每件產品配備唯一的碳標簽二維碼，便于貿易方、監管部門和終端消費者隨時進行溯源查驗。在此基礎上，應進一步建設高可信度的跨境碳足跡追溯體系。建議依托區塊鏈等可信數據技術，構建一個覆蓋中國—東盟主要貿易品類的防篡改追溯系統，并在生產、加工、運輸、銷售等所有關鍵環節實時記錄并加密存儲碳排放數據。通過與互認標簽系統綁定，采購商可一鍵追溯產品全生命周期的碳數據，提高市場對東盟森林碳項目或中國新興產業出口產品等品類的信任度，減少不必要的交易折價，提升綠色產品的市場溢價能力。

最后，為縮小區域間巨大的能力差距，必須強化技術合作與支撐體系建設。針對技術能力不均衡的短板，建議啟動“中—東盟碳核算能力建設計劃”。同時，應為雙方的中小企業提供簡化版的核算工具和標準化模板，大幅降低其參與碳足跡核算的門檻。在硬件支撐上，建議雙方共建跨境碳足跡核算技術實驗室。由中國生態環境部信息中心與東盟環境工作組牽頭，在中國(如四川成都)與東盟(如新加坡或馬來西亞)各設立一個聯合技術實驗室。實驗室應廣泛吸納頂尖科研機構、行業協會、認證機構和龍頭企業參與，共同負責開發和測試適用于雙方的核算工具、數據庫更新系統和區塊鏈溯源平臺。通過試點驗證的成功技術成果，應迅速推廣至全區域，確保雙方在技術演進中保持同步，為互認體系的長治久安奠定堅實基礎。

作者：鄧祥征，北京工商大學

王藝霏，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

鄭重聲明：本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轉載文章僅為傳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有侵權行為，請第一時間聯系我們修改或刪除，多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