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民族在數(shù)千年的文明發(fā)展中，形成了內(nèi)涵豐富、獨具特色的價值觀念。其中的精華部分，不僅對當代中國社會有著深刻的影響，而且超越了民族國家的界限，具有世界意義。這里選擇三個方面的觀點，略作闡述。

“保和利貞、和而不同”的和諧之道。“和”是中華價值觀的一個核心概念，《周易》中即有“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之說。“和”不是抹煞差異性的同一，不是同類事物的簡單相加，而是在事物發(fā)展的多樣性、差異性中尋求動態(tài)的平衡和協(xié)調(diào)。正如《國語·鄭語》中所言：“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孔子將“和”的理念貫徹到人倫道德領域，強調(diào)“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禮之用，和為貴”。這種和諧之道經(jīng)過數(shù)千年傳承，已深深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中，并對促進世界文化的多樣性發(fā)展發(fā)揮了重大作用。眾所周知，當代世界文化發(fā)展日益多元多樣，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日益增強。異質(zhì)文化間的交流大致有兩種趨勢：一種是強勢文化片面強調(diào)自己的優(yōu)越性，試圖用自己的價值觀念來同化其他文化；另一種是不同文化之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求同存異、取長補短中實現(xiàn)共同發(fā)展。前一種趨勢必然導致“文化霸權(quán)主義”和“文明的沖突”，顯然得不到大多數(shù)人認同；而后一種趨勢的形成，恰恰可以中華“和”的思想作為價值觀基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西方現(xiàn)代性以高揚人的主體性（個體性）和理性為主要標志。從倫理道德的角度看，這在解構(gòu)西方中世紀神學價值觀獨斷地位的同時，也促成了世俗價值觀的多樣化，到了當代更演化為個人主義、工具理性的膨脹和價值觀問題上的意見歧出、莫衷一是，其流弊所至已不限于西方。為了重新整合社會價值觀念，一些西方學者提出了“互主體性”、“交往合理性”、“商談倫理學”等諸多概念和范疇。而中華價值觀中的恕道，則帶有鮮明的“互主體性”特征。恕道不是單純以主體（個體）為中心來考慮問題，而是強調(diào)換位思考，倡導“推己及人”，即你希望他人怎樣對待自己，自己也要怎樣對待他人；你不希望他人怎樣對待自己，自己也不要怎樣對待他人。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可以進一步提升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從恕道出發(fā)，開展交往、進行“商談”、形成價值觀上的共識和整合就有了基礎和前提。就此而論，恕道是中華價值觀對世界文明的又一貢獻。

“親親為大，禮敬為本”的孝道。“孝”在中華價值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國人做人的根本，正所謂“百善孝為先”、“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孝道有層次之分：底線是“能養(yǎng)”，即能在物質(zhì)上為父母提供給養(yǎng)，解決其生計問題；其上是“不辱”，即不能歧視或怠慢父母；最高層次是“尊親”，即敬愛和關心父母。孝道還可以擴展到父母之外的其他老人，即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現(xiàn)在，很多國家已進入老齡化國家行列，養(yǎng)老問題日益凸顯。解決養(yǎng)老問題，不僅要為老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更要為老人提供情感上的關懷和精神上的慰藉。如果說前者可以部分由政府和社會來承擔的話，那么后者則更多地應由親屬尤其是子女來承擔。當前一些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建立了比較完善的養(yǎng)老保障體系，老人的生計問題基本得到解決，但由于家庭聯(lián)系松散、親情關系淡薄，老人的情感和精神需求常常得不到滿足，從而導致種種個人疾患和社會問題。在解決這個問題方面，中華價值觀中的孝道無疑可以發(fā)揮巨大的積極作用，值得推而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