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迫切需要新的抗生素解決讓人飽受折磨的感染性細菌耐藥的難題，但是僅憑創新的抗生素并不足以阻止人類重返抗生素前的悲慘時代，一位傳染病專家已經發出了這樣的警告。

　　受困于醫療、社會和經濟，發展中國家的細菌耐藥現象最為嚴重，尤其是那些位于東南亞和非洲撒哈拉地區的國家，在這些國家細菌耐藥現象將進一步惡化，除非采取激烈的舉措。

　　在西方發達國家，諸如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等多種耐藥細菌已經是醫院普遍存在的一個難題，但是耐藥細菌的起源和抗生素效果的下降大部分是出現在更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StephenBaker在2015年3月6日的科學期刊上發表了如上的觀點。

　　StephenBaker是一名分子微生物學家，為醫院熱帶病腸道感染研究小組的負責人兼哈佛大學臨床研究組（越南胡志明市）威康信托基金會重大海外項目負責人，他指出細菌在更貧困的國家會導致更加嚴重的感染性疾病，這些國家的醫療保健服務和抗生素用藥指導原則更少，抗生素的使用未受限制。

　　“在低收入的國家，多重耐藥細菌帶來的沖擊將更大，在這里循環的病原體更容易誘發更加嚴重的感染，同時患者還不能可靠的獲得良好的醫療保健護理，”StephenBaker告訴湯森路透旗下的BioWorldAsia，提醒道這樣的病原體能誘發傷寒和結核腦膜炎。

　　“低收入國家中細菌耐藥的主要原因是抗生素的過度使用，”同時還是倫敦大學在世界享負盛名的三所學院之一的倫敦衛生及熱帶醫藥學院一名高級講師的StephenBaker如是說。

　　在低收入國家，“抗生素在沒有進行醫療咨詢的情況下在社區被大范圍的銷售，政府沒有限制這些藥物在社區使用，另外使用劑量不足是普遍存在的問題，”他說到。

　　低收入國家中，更加復雜的細菌耐藥問題的實質是動物和人類經常使用同一種抗生素，這將加快耐藥菌株的發展。

　　另外，極少數患者獲得確鑿的診斷測試，在憑經驗采用抗生素治療前或治療后。例如，在許多亞洲國家，發熱性感染經常使用氟喹諾酮類或三代頭孢進行治療，這些藥物同時也已廣泛用于畜牧業，從而增加產量。

　　因此，限制在人類和牲畜中使用同一抗生素必須是當務之急，StephenBaker寫到，包括禁止動物使用任何新的抗生素，而這些抗生素主要適用于治療人類感染性疾病。

　　另外，新的抗生素，尤其是新型抗生素，必須用于那些真正需要的患者，這意味著低收入國家的微生物診斷和藥敏試驗的水平必須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正如發展合理處方的實踐一樣。

　　“減少抗生素的使用，無論是循環或聯合使用，”將能有助于預防細菌耐藥的惡化，StephenBaker建議那些能使用新型抗生素的患者。

　　新型抗生素

　　新型抗生素的確定和研發將為多重耐藥細菌的難題提供一種可能的解決方案，但是這是一種比較困難，耗時和昂貴的過程，由于近年來制藥公司已經忽視了這一領域。

　　事實上，在過去的30年中，僅有極少的新的廣譜抗生素推向市場，盡管嚴重的革蘭氏陰性細菌嚴重感染呈現驚人的上升，ManosPerros在對StephenBaker的文章進行評論時提醒道。

　　ManosPerros，作為阿斯利康副總裁兼新型抗感染藥物負責人，指出在細菌耐藥和抗感染藥物的基礎研究“已經遭受長期資金不足和重視短期利益的雙重打擊。”

　　即使新的治療藥物問世，在極其需要這些藥物的低收入國家的引入的設置將可能是徒勞的，這些藥物的使用將導致更快的對這些藥物耐藥的發展。

　　例如，在抗生素問世前，傷寒的死亡率約20%，當有效的抗生素問世后，這種疾病的死亡率急劇下降。

　　隨著對早期抗生素多重耐藥細菌的出現，氟喹諾酮類成為20世紀90年代治療沙門氏菌的推薦用藥。但是，降低對這些化合物敏感的細菌迅速出現。

　　“我們正處在傷寒對氟喹諾酮類廣泛耐藥的邊緣，”StephenBaker警告道。

　　“目前可替代藥物很少，因此我們極容易回到抗生素前時代，”他說到。通過“限制使用和促進聯合用藥”將避免這種倒退，StephenBaker強調，“雖然來自與低收入國家的數據顯示這種方法的意義不大，且這種方法已被證實運用的太少、太遲。”

　　不過，他指出，任何新的抗生素藥物將導致醫療保健和監管更大范圍的改善，對在低收入國家的感染性疾病的治療帶來沖擊。

　　但是，到目前為止，所提出的解決細菌耐藥的主要問題是發現和研究新型抗生素的時間不夠，StephenBaker告訴BioWorldAsia。

　　“我們需要從現在開始解決這一問題，我們需要新的項目來尋找新的抗生素，至于其他的主要問題我們還沒有太多更新的目標，”他提醒道，主要是由于“現在處于循環的細菌耐藥的作用機制將對會帶來對新型抗生素的交叉耐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