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建華市長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廣州的新定位是國際商貿中心、國際航運中心、世界文化名城和華南交通樞紐。我一直認為國際航運中心不僅是一個新定位、新突破，而且是一個比其他定位都更重要、更有國際評估標準的定位。六個方面的工作不僅是廣州建設國際航運中心的六大利好，也是廣州穩增長的六大利好。其兌現主要是依靠投資主體和資金的安排，還有時間表。而這六個方面工作的持續性則要看廣州建設國際航運中心的戰略定位和長遠規劃目標。

　　在廣州建設國際航運中心圓桌會議上，市長陳建華提出了要做好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完善集疏運體系；發展港口航運物流；優化營商環境，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提高航運服務產業的聚集度；加大國際交流合作；提高港口航運的信息化水平等六個方面的工作。

　　從今年初廣州市委提出要建設國際航運中心，到“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正式把國際航運中心作為廣州城市定位之一提出，表明了廣州市要建設國際航運中心的決心。而從編制《建設廣州國際航運中心2015—2017年行動計劃》，到舉行建設國際航運中心的圓桌會議，表明了把建設國際航運中心推向新高潮的意愿。

　　客觀地說，建設國際航運中心必然包括陳建華市長提到的這六個方面。就基礎設施來說，當前南沙港的條件與先進港口相比仍有不小差距，集疏運體系也存在海陸空聯運、江海聯運、無水港的建設等等；就港口航運物流來說，軌道交通、高快速路、河運體系等配套工程都要進一步規劃與建設；營商環境更是無法與香港、新加坡等已經建成的國際航運中心相比，甚至與上海也有差距；航運服務產業也只能說是剛剛起步或初具規模；國際交流合作也在初級階段；港口航運的信息化顯然也有很大提升空間。

　　影響或制約廣州建設國際航運中心的，或決定廣州建設國際航運中心六大方面的規模及層次的，應該有這樣一些方面因素：一是在中國港口群及國際航運中心發展布局中的地位。中國有五大港口群，但國家只正式批準了四個國際航運中心的建設，即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大連東北亞國際航運中心、天津北方國際航運中心、廈門東南國際航運中心，在珠三角和西南兩大港口群中都沒有批準一個，而香港一直都定位為國際航運中心。因此，廣州要建設國際航運中心必須得到國家的明確支持，還要與其他國際航運中心協調發展，錯位分工。

　　二是在珠三角港口群中的地位和功能。國家雖然沒有在這里批準建設國際航運中心，但香港是公認的國際航運中心。實際上，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地位的形成多少得益于中國改革開放之前的長期封閉發展和改革開放初期內地基礎設施的不足；而鹽田港在上世紀90年代的興起與深圳在珠三角影響力和輻射力的提升有關，也與香港的合作有關；南沙港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興起及后來的發展與中國加入WTO后的黃金十年有關。因此，立足于珠三角經濟腹地的珠三角港口群也存在一個分工的問題。

　　三是在“一帶一路”大格局中的地位。雖然廣東自貿區定位為與港澳合作為主，但放在“一帶一路”大格局中卻有不同的坐標。除了上述五大港口群的定位之外，從重慶開始發展的“渝新歐”已經擴展到“漢新歐”、“蓉歐”、“合新歐”甚至“義新歐”。顯然，內地開始擺脫對沿海航運的依賴性了，而連義烏這樣的沿海地區也走歐亞大陸架，顯示了深遠的戰略意義。后起的國際航運中心建設不能不考慮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