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廣、深等超大城市已經到了嚴控城市人口規模的階段，三四線城市對外來大學生等又缺乏足夠的吸引力。在此情況下，二線城市將獲得更多的發展空間。

　　“除極少數超大城市，全面放開落戶限制。”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日前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深入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更大釋放內需潛力。

　　會議明確，放寬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條件，探索進城落戶農民對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和集體收益分配權的依法自愿有償退出機制。除極少數超大城市外，全面放開高校畢業生、技術工人、留學歸國人員等落戶限制。國務院已頒布居住證暫行條例，各地要結合本地實際，抓緊制定細則，使有別于以往各類暫住證、含金量更高的居住證制度覆蓋全部未落戶的城鎮常住人口，讓他們盡早在居住地享有義務教育、就業、醫療、法律援助等多項基本公共服務。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教育部2014年6月發布的《2014年國家鼓勵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新政策》，高校畢業生在省會及以下城市就業，憑畢業證、報到證(針對應屆生)、就業協議或勞動合同等文件就可以辦理落戶手續。從允許高校畢業生在省會及以下城市落戶，到允許他們在“除極少數超大城市外”的所有城市中落戶，這是看得見的政策拓寬與突破。

　　什么是超大城市?根據2014年11月國務院發布的《關于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以城區常住人口為統計口徑，將城市劃分為五類七檔。城區常住人口50萬以下的為小城市;50萬以上100萬以下的為中等城市;100萬以上500萬以下的為大城市;500萬以上1000萬以下的為特大城市;1000萬以上的為超大城市。(以上包括本數，以下不包括本數)。

　　每年住建部出版的《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是對各大城市城區人口最接近準確的統計。根據《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2013》的數據，有4個城市超過了1000多萬，分別是上海、北京、廣州和深圳，這四個城市也剛好是目前的四大一線城市。

　　目前，超大城市的“大城市病”已經非常嚴重，交通擁擠、霧霾等現象都與中國的超大城市化密不可分。迫于資源約束等現實壓力，一線城市正嚴格控制人口。比如上海“十三五”規劃給出了四條底線，包括將常住人口不超過2500萬作為長期調控目標。截至2014年底，上海常住人口總數已達到2425.68萬人。

　　在日前召開的廣東省十二屆人大四次會議上，提交代表審查的《廣東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草案)》顯示，在統籌推進差別化戶籍制度改革方面，廣東將嚴格控制廣州、深圳兩個超大城市人口規模，有序放寬珠海、佛山、東莞、中山市入戶政策。

　　不過，嚴格控制超大城市人口規模，并不意味著人口往大城市轉移的趨勢會發生改變。在放開戶籍限制后，雖然中小城市落戶十分容易，但人們還是向往大城市。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三四線城市、中小城市缺乏好的教育、醫療、交通等公共資源，缺乏足夠的產業支撐，對人口的吸引力有限。

　　例如，商務人士的出行，需要有便利的交通，比如大中型的機場。三四線城市大多沒有機場，即使有也都是小機場或者支線機場，這顯然不利于商務人士的出行。對企業而言，也不會隨便將自己的研發、營銷、設計等部門放在三四線城市。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牛鳳瑞告訴《第一財經日報》，北京和上海的城市人口已經達到2000萬左右，確實出現了很多“城市病”。但很多二線城市的人口在五六百萬，離北京、上海的距離還非常遠，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也就是說，未來除了北上廣深四個超大城市需要嚴格控制人口規模外，其他城市如重慶、天津兩大直轄市，以及大部分省會城市和青島、廈門、大連、蘇州、寧波等沿海明星城市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以人口大省河南為例，該省戶籍人口超過1億，除了有1000多萬流向沿海發達地區外，還有幾千萬要在本地實現就近城鎮化。這其中，省城鄭州將是最大的受益者，目前鄭州市區只有400多萬人口，發展空間還很大。也正是如此，鄭州成為目前房價最為堅挺的內陸城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