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需求抑制擋不住，政策只能定位于緩解房價上漲的負面影響，“供給側”是一個很好的思路。

　　對于狂飆的一線城市樓市，管理層終于發聲了。兩會上，住建部部長陳政高表示，4個城市正在想方設法穩定市場，具體措施包括：一是實行嚴格限購政策和差別化的稅收、信貸政策；二是增加土地供應，并及時公布信息，穩定信心；三是增加中小戶型供應數量，搞好保障型房屋供應建設；四是打擊各種交易當中的違法違規行為；五是正確引導輿論。

　　筆者認為，管理層盡管發出了強烈的打壓信號，但從需求側抑制一線城市樓市的思路明顯過時了。問題是，防止樓市大起大落一直是政策的準繩，而一線城市樓市在熱度上已“爆表”，管理層緣何沒有慣性地以強力政策來打壓呢？筆者認為，在當前經濟增速“換檔”和貨幣政策大周期寬松的情況下，一線城市房價上漲是誰也擋不住的事，不與經濟規律為敵，通過供給側之“柔”來克房價暴漲之“剛”，或許是未來一線城市樓市政策的主基調。

　　目前，就一線城市樓市，以傳統的空置率、房價收入比、租售比、“剛需”購買力、適齡購房人群、人均住房面積等，作為衡量一線城市樓市健康不健康、有沒有泡沫、會不會崩盤的基本面，完全是“舊瓶裝新酒”。風物長宜放眼量，樓市分化是社會、財富、人口分化的一個縮影，財富在人群和區域上的集中正在進行。

　　“新經濟”第一次進入政府工作報告，凸顯其必須要在“陣痛期”成長起來，以實現對于舊模式的新陳代謝，高位不勝寒的系統性風險軟著陸。但轉型很痛苦，維持貨幣環境寬松，讓舊模式不至于過快下滑實乃不得已，而消費和投資兩端“通吃”的樓市則是再好不過的抓手了。1969-1973年的日本、1992-1996年的韓國、2001-2006年的美國，概莫能外。由此，“去庫存”選擇了“做加法”，例如棚戶區改造、激勵改善型需求、農民工購房。大環境如此，樓市“領頭羊”的一線城市能緊縮嗎？

　　更為關鍵的是，在經濟“換檔期”和“陣痛期”，新興產業還沒有成長起來，對于過去幾十年制造業繁榮期積累起來的財富來說，就意味著“資產配置荒”。2014年以來，股市從“大牛”到“震蕩下行”，證明了“新經濟”不能拔苗助長。吃了教訓后，回過頭來不得不維持長周期寬松貨幣環境，讓舊模式下滑得慢一些，同時在供給側全力支持“新經濟”，讓新模式成長得快一些。

　　同時，經濟升級換檔，銀行貸款“棄制造業、從服務業”的大趨勢很明顯，我國銀行大型企業貸款占比由2010年的27%下滑到2013年的21.5%。未來，基于壞賬率低、資本消耗少、國家政策扶持，按揭貸款將處于一個最快速提升的時期。貨幣長周期寬松疊加杠桿率全面提升，通脹如影隨形，加上“資產配置荒”，未來一段時間，房地產的金融屬性將會在我國明顯顯現，一線城市的樓市將成為資產保值增值的最后“安全墊”。

　　只要貨幣寬松的大周期不結束，加杠桿全面啟動，一線城市樓市就難言“頂”，這在所有發達經濟體都有先例。因此，對一線城市樓市，傳統的基本面判斷指標已經失靈，而政府基于此在需求側做的任何抑制，或僅是一個影響很快衰竭的短期“脈沖”。2016年1月2.5萬億的信貸投放中，近一半進入了按揭市場，房價上漲預期主導了信貸流向。想反，需求端的任何抑制政策，或許會強化趕政策“末班車”的效應，加速樓市“趕頂”過程，給投機炒作的火焰上澆油。

　　既然需求抑制擋不住，政策只能定位于緩解房價上漲的負面影響，“供給側”是一個很好的思路，比如加強高房價下的住房保障，增加低總價住房，保障基本需求，如深圳要建40萬套保障房、向海洋要空間，上海重拾“90/70”等等，這是未來政策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