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至今，全球經濟陷入了“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的“三低”狀態。盡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以美聯儲為代表的全球主要經濟體央行實施了大規模量化寬松政策，降低利率水平，部分央行甚至實施了負利率政策，但全球經濟增長依然缺乏明顯的起色和亮點。

　　而在2019年下半年，全球經濟下行風險加大，貿易保護主義以及民粹主義盛行，地緣政治風險不斷，市場投資者的擔憂情緒始終未減，大量資金涌入債券市場，甚至是在部分發達經濟體國債已經跌至負收益率的情況下，投資者的熱情依然未減。

　　2020年全球經濟并未如預期中出現企穩復蘇，反而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下，跌入深度衰退。在此背景下，為應對疫情帶給本國經濟的負面沖擊，全球主要經濟體央行再度進入寬松模式，大范圍的“降息潮”再起。目前，美聯儲已快速降息至接近零水平，歐洲央行以及日本央行繼續維持負利率政策，負收益率債券規模也在不斷擴大。全球已進入低利率時代。

　　低利率環境短期內仍將持續

　　事實上，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利率水平持續下降。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的10年中，雖然以美聯儲為代表的部分發達經濟體央行試圖逐步實現貨幣政策正常化并進行加息，但效果有限。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產生的沖擊，貨幣政策已轉向超級寬松的狀態。

　　在新冠肺炎疫情于3月在全球范圍內暴發后，美聯儲連續大幅降息，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降至接近零的水平，并啟動了“無上限”量化寬松政策，為市場不斷注入大量流動性。而由于歐洲央行已經處于負利率，因此選擇了進一步擴大資產購買規模。隨后，巴西以及南非等新興市場經濟體央行也開啟了降息模式，全球利率水平進一步走低。

　　目前，全球各主要經濟體仍需注意平衡抗擊疫情與開展復工復產之間的關系，需警惕疫情二次暴發再度將經濟復蘇毀于一旦。當前，以中國為代表的部分亞洲地區經濟體在疫情中“先進先出”，實現了有效的疫情防控，從而推動經濟逐步有序復蘇。但歐美地區經濟體的情況則不甚樂觀。當前美國疫情防控形勢依然嚴峻，美國二季度實際GDP年化季環比初值萎縮32.9%，勞動力市場的復蘇也是步履蹣跚；歐洲部分國家每日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再度增加，復蘇前景再添變數。

　　而從近期美聯儲以及歐洲央行的表態來看，寬松貨幣政策仍將是主旋律。因此，在當前全球經濟復蘇前景依然充滿不確定性和風險的情況下，全球利率水平或將至少在短期內維持低位狀態。此外，全球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新增長動力不足、收入差距擴大、人口老齡化以及產業結構失衡等長期結構性因素也成為全球低利率的重要原因。

　　警惕低利率政策負面影響

　　隨著全球經濟增長前景風險的增加，投資者擔憂情緒日益加重，加之低利率的政策大環境影響，全球債券收益率水平不斷下降，負收益率債券規模繼續擴大。目前，德國10年期國債以及法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已跌入負值區間，截至8月24日，兩者收益率分別為-0.491%和-0.191%。而洲際交易所（ICE）的數據顯示，全球債券市場中約86%的債券收益率不超過2%，60%以上的債券收益率不足1%。

　　事實上，當前市場以及學術界對于低利率甚至是負利率政策的邊際效果已存在質疑。美歐等發達經濟體央行利率進一步下降的空間已經顯著收窄。中國銀行（601988）研究院分析稱，當前歐洲央行政策工具箱中的其他工具，特別是定向長期再融資操作（TLTRO）、資產購買、前瞻指引和雙層準備金制度，補充并策應了負利率機制的傳導。在歐元區經濟遭受新冠肺炎疫情重創的情況下，6月4日，歐洲央行管委會決定將新冠大流行緊急購買計劃（PEPP）的規模擴大6000億歐元至1.35萬億歐元，維持主要利率水平不變。這表明，歐洲央行內部對負利率繼續下探對信貸投放的刺激效果持謹慎態度，負利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或將表現出“邊際遞減”的特征。

　　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風險下，主要央行不得不實施降息等政策，為金融市場提供流動性，穩定市場情緒，以解燃眉之急。以美股為例，美聯儲為應對疫情沖擊而推出的低利率疊加大規模量化寬松政策成為助力美股反彈上行的重要因素之一。

　　“截至8月上旬，美聯儲擴表2.8萬億美元，增幅達67.3%，超過過去四輪（2008年11月至2015年12月）量化寬松擴張規模。流動性洶涌擴張，美國實際利率趨近于零甚至一度為負，7月13日聯邦基金利率期貨預期2021年7月利率約為-0.5個基點，促使投資者由避險資產轉向風險資產，股票市場隨之快速反彈。”中國銀行研究院提出。

　　值得注意的是，長期維持超寬松貨幣政策以及過低的利率會帶來諸多負面影響。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2020年第二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提出，利率過低還會導致“資源錯配”“脫實向虛”等諸多負面影響。一是降低金融資源配置的效率，會加劇結構扭曲。二是容易鼓勵金融機構的冒險行為，過度加杠桿，加大金融體系脆弱性。三是導致經濟“脫實向虛”。寬松貨幣政策釋放的資金更多流入資產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