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好的農產品賣不出去，只能眼巴巴地看著爛在地里。”

　　“即便是有買家，如何把農貨從偏僻的山區縣保質保鮮地運出去又是一個大難題。”

　　“農民收入本來就低，卻要花費高于城里人的價格買同樣一件消費品。”

　　這些放在過去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但2015年，如果你還這么認為的話，那你就錯了。

　　2015年可謂農村電商的元年，這一年國務院與國家部委關于農村電商政策的制定與出臺，已經不能用“連續”這個詞了，而是“密集”。從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下發開始，涉及農村電商的政策文件達12個之多。

　　而2015年農村電商發生的最本質的一件事是農村物流“最后一公里”被打通了，電商巨頭下鄉潮使得電商在中國農村遍地開花。這意味著過去農村信息不對稱、基礎設施不完善導致的高成本、低效率的物流等狀況要翻篇了。

　　那么農村物流“最后一公里”的癥結是如何解決的?電商巨頭們在農村上演的這場爭奪戰精彩嗎?農村是如何長出電商基因的?農村電商還有痛點嗎?

　　要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首先要去中國農村電子商務調研基地——浙江遂昌去看看，從“遂昌模式”開始說起。

　　何為“遂昌模式”?

　　遂昌縣位于浙江省西南部，全縣總面積2539平方公里，山地占88.82%，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山有703座，全縣人口僅23.1萬。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典型山區縣，發展出了農村電子商務的遂昌模式，并成了中國農村電子商務調研基地。阿里研究院、中國社科院、浙江省相關領導隔三岔五到訪，農業部、國務院等相關部門也到此調研與考察。遂昌從之前一個默默無聞的山區縣一下子火了。

　　什么是遂昌模式?簡單來講，就是遂昌當地以其獨特的社會組織模式，通過電商平臺實現“農產品進城”和“消費品下鄉”。

　　2015年10月23日，國務院以國發〔2015〕61號印發《關于促進快遞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及要打造“工業品下鄉”和“農產品進城”雙向流通渠道。

　　“農產品進城”著眼解決農產品與市場對接的問題。當地的農貨“上行”平臺——遂網，一端對接的是農產品的供貨源——農村合作社，另一端對接當地開網店或做微商的城鎮年輕人，將他們發展成為遂網的分銷會員，幫助將農產品銷售到一二線城市，而這些年輕人事先都會接受遂昌網店協會的電商培訓和銷售能力培訓。

　　“消費品下鄉”著眼解決農村無法進行網絡購物的痛點。在農村發展電商會受到物流、硬件設備、上網條件和文化技能等各方限制。當地的消費品“下行”平臺——趕街網依托每個村的商業小店，在店內劃出8~10平方米的一小塊地建服務站，為服務站配備電腦設備，培訓店主做兼職服務員幫村民在趕街網上進行代購。同時，趕街網建立縣級運營中心和從縣城到農村的二級配送物流。

　　遂昌縣委黨校辦公室主任呂春和告訴記者，遂網、趕街網和遂昌網店協會其實是三塊牌子、一套人馬，它們由當地人潘東明于2010年3月回鄉創辦電子商務發展而來。

　　“當時，公司由12位理事集資47萬成立，至今已相繼投入5000萬左右”。浙江趕街電子商務有限公司(下稱“趕街公司”)戰略合作部負責人文道海告訴記者，趕街公司至今都還不講求盈利，對網店協會分銷會員的培訓都是免費的，并且在與分銷會員的收入分配上也盡量讓利給會員，他們自己基本上只收回成本。現階段他們的目標是發展壯大線下分銷會員和擴張省內外服務站點，等將來有規模了，他們再靠規模盈利。至今，網店協會的分銷會員在遂昌縣已達2000多家，在全國已有4000多家。

　　目前，趕街公司的覆蓋面已從2014年的全國3個省、15個縣、1200個村網點，發展到2015年底的12個省、32個縣近2800個村網點。

　　2014年，遂昌縣網店協會公共服務平臺實現全縣農產品上行交易額達3.2億，預計2015年將超過5億元。2013年至2015年趕街網平臺實現全國范圍內消費品下行交易額為1.6億。

　　呂春和負責遂昌電商省外考察團的接待工作，他告訴記者，從2015年1月到2015年12月底，他已接待來自全國各地考察農村電商的考察團達156批，共2449人。

　　尤其是2015年7月財政部和商務部以財建辦〔2015〕60號印發《關于開展2015年電商進農村綜合示范工作的通知》，要求在2015年啟動200個縣的試點，這之后，呂春和的接待任務量猛增，“多到有時一天要接待十幾批客人”，以來自廣西、貴州、重慶等西南地區和陜西、山西、甘肅等西北地區的考察團居多，這些地方基本上都還沒有農村電子商務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