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歷史邏輯：中國對外開放的演進與升級

制度型開放重要論斷的提出，并非偶然的理論創新，而是中國對外開放進程持續深化的必然結果，其敘事主線始終圍繞 “時代需求”“問題導線” 展開。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從實際出發，緊緊抓住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帶來的機遇，以 “要素開放” 為突破口，通過設立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等戰略舉措，發揮勞動力、土地等低成本要素優勢，主動嵌入全球產業鏈中，參與國際分工。這一階段開放的核心是通過 “邊境上” 的政策優惠吸引外資、擴大外貿，以 “借船出海” 戰略舉措實現增量開放，為中國積累了寶貴的發展經驗與物質基礎。據統計，1978-2012 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從 206.4 億美元增長至 3.87 萬億美元，躍居世界第二，證明了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正確性，以及要素開放對經濟增長的強勁拉動。

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傳統開放模式的局限性逐漸顯現，要素成本優勢減弱、外部市場環境瞬息萬變、全球治理體系面臨重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的時代背景決定了改革開放從 “要素流動型開放” 向 “制度型開放” 轉型的必然趨勢。從 2013 年上海自貿試驗區率先探索 “負面清單” 管理模式，到 2020 年《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明確 “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再到 2022 年 RCEP 生效后，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競爭政策等領域的制度不斷完善，中國持續推進制度型開放的實踐。在這一過程中，既很好回應國內高質量發展需求，也主動適應全球經貿規則的變革，彰顯了中國開放戰略的歷史連續性與時代創新性。

二、理論邏輯：馬克思主義開放理論的中國化發展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深刻揭示了世界市場形成的必然性與開放性的歷史趨勢。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結合不同時期國情發展開放理論，毛澤東同志提出 “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 的方針，奠定了中國開放的基本立場。鄧小平同志提出 “對外開放” 的基本國策，開創了中國特色開放道路。

從理論內涵看，制度型開放的理論蘊含三種思維。一是 “統籌發展與安全” 的辯證思維，既強調對接國際規則，也強調維護好國家經濟安全、數據安全等核心利益，如出臺《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辦法》以實現國家開放與安全的有機統一。二是 “國內國際雙循環” 的系統思維。通過制度型開放逐步推動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實現 “規則、規制、管理、標準” 等的內外銜接，為國內國際雙循環提供制度保障。三是 “共商共建共享” 的全球治理思維。主張以制度型開放推動全球經貿規則變革，致力于避免 “脫鉤斷鏈”，如中國積極推動加入 CPTPP、DEPA，倡導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這三重思維融合貫通，共同構建了制度型開放的理論內核。

三、實踐邏輯：破解發展難題與參與全球治理的雙重路徑

制度型開放重要理念對開放實踐的指導作用，體現于 “對內改革” 與 “對外合作” 的雙向發力，既是破解國內發展難題的關鍵舉措，也是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路徑。

在國內實踐中，制度型開放以 “規則對接” 推動改革的深化。一方面，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倒逼國內制度創新，如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中國通過修訂《專利法》《商標法》等法律，將惡意侵權賠償上限提升至五百萬元，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在市場準入方面，全國版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從 2018 年的 48 條縮減至 2024 年的 29 條，持續放寬服務業、制造業等領域準入限制。另一方面，將自貿區作為制度型開放的試驗田，以 “小切口” 實現 “大突破” 的方式，從自貿區的試驗實踐中總結制度創新成果并形成示范效應，如上海臨港新片區開展 “離岸貿易金融服務綜合改革” 的制度試點，總結了投資自由化、貿易便利化、金融開放創新等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隨著制度型開放實踐的推進，不僅優化了國內營商環境，更激發了市場主體活力，如 2024 年我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為 8262.5 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 27.1%，其中，高技術產業整體引資占比達 34.6%，同比增長 40.8%，事實證明了制度型開放通過規則適配為高質量發展發揮重要的推動作用。

在國際實踐中，制度型開放以 “規則引領” 參與全球治理。面對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全球治理赤字加劇的現狀，中國通過制度型開放推動全球經貿規則向更加包容、普惠的方向發展。在 “一帶一路” 建設中，中國與沿線國家推動 “規則標準軟聯通”，截至 2025 年 10 月，我國已經與 48 個共建 “一帶一路” 國家簽訂了 65 份標準化合作協議，在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等領域實現標準對接。在多邊關系建設中，中國積極參與 WTO 改革，提出 “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中國方案，推動全球數字治理規則構建。這種以 “制度輸出” 替代 “要素輸出” 的開放模式，既提升了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也為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規則制定提供了新選擇，彰顯了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擔當。

總之，厘清 “制度型開放” 的敘事邏輯，可以清晰把握中國對外開放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從歷史邏輯看，它是中國開放進程的必然升級;從理論邏輯看，它是馬克思主義開放理論的中國化創新;從實踐邏輯看，它是破解發展難題、參與全球治理的關鍵路徑。進入新發展階段，只有持續深化制度型開放，才能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推動中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更多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作者系仲愷農業工程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研究員、廣東省農村科技特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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