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都市青年，有兩種明顯不同、但每每并行不悖的“消費理性”。一種是以自己的實際需求、經濟能力、商品的實用價值和與之配合的“通行價格”為標準，由此展開的消費行為，通常聚焦單一，就物論物，不免于斤斤計較，也因此更顯自主的強度，“網購”的如火如荼就是顯例。另一種則主要以宏觀風尚為導向：主流價值觀、政治和經濟大勢、支配性的生活方式、不同層面和場域的集體氛圍……正是對這些因素的體認，合力形成一種彈性很大的“心理價位感”，由此展開的消費行為或計劃，往往多點聚焦、視域不穩定、符號意味濃烈、很容易超出青年的實際消費能力：樓市是凸顯這一種消費的最醒目之處。

　　在兩種消費理性的背后，是兩種范圍更大的精神狀態：有些時候，在有些事情上，我們能夠清楚把握，知道事情是怎么來的，也知道對它該怎么做；另外一些時候，在另外一些事情上，我們又很茫然，不明白它們是怎么回事，只知道不能被它們甩得太遠，猶如月臺上搞不清開車時間的乘客，看見別人忽然跑起來，就不由自主跟著跑。

　　我們早已習慣說，現代人嘛，就是內心分裂的！但“住房問題”所凸顯的“消費理性”的矛盾，還有讓人無法心安的一面：一個下班時常常在便利店仔細地比較盒飯價格的青年，卻起意購買一處他不吃不喝20年、 用全部薪水也不見得能還清房貸的公寓；一個分明被通行標簽定義為“底層”的人，卻衷心按照“頂層”推薦的思路構想人生之夢。你看多了這樣的事情，會不會疑心他們對世事的理解出了大問題？是不是越來越多的人，只在單個、往往也是小的事情上精明敏捷、火眼金睛，一到了需要觸類旁通、把多個事情綜合起來判斷的時候，就失了定準，眼神茫然，很容易被忽悠？

　　我們這個調查的多項數據，都證明這樣的擔心并非多余。比方說，都市青年普遍視住宅為一種資產，但在估量自己的資產狀況的時候，卻有極大比例的受訪者， 并不將自有住宅的升值計算在內。他們清楚什么是自用的生活必需品，不會因為房價飆升就真以為自己是X萬富翁。但同時也是這些受訪者，普遍覺得自己的住房偏小，即便買了面積超過110平方米的公寓，也有相當一部分想要住得更大。在上海這樣人口密集、房價沖天的地方，整體收入不高的青年人，卻對住宅空間有如此普遍的豪邁要求，這是怎么回事？

　　再比如說，受訪者中的那些尚未買房的人，比那些已經買了公寓的人，更在意“家”的整體裝潢的更新；對于各類家具、擺設、布藝產品的在意程度，前者也都普遍高于后者：為什么會這樣呢？你可以說這暴露了主觀認知與實際體驗的脫節：住得并不小，卻覺得小，房子還沒有，卻興致勃勃要更新。也可以深掘一層，說都市青年對各種實際匱乏的體驗，完全可能激發出對于虛擬豐裕的暢想，惟其此刻蟻居于群租房，才更在意將來 “家”中的墻壁刷什么色。這些正向看來明顯是脫節的現象，其實深含著反向的緊扣。

　　的確，今日社會的治理秩序，并不只是靠兌現許諾來維持運轉的，最近20年來，其不能兌現的范圍和頻率，都在逐漸擴大。這迫使它發展多種轉化民眾的消極經驗的能力，把炸彈改造成順風旗。上述都市青年的經驗與欲望的反向緊扣，就是這一能力施展的結果之一。

　　順著這個思路，你甚至可以接受如下的判斷，盡管它不符合“政治正確”的信條：越是“匱乏的體驗”尖銳強烈的群體，其受制于各種宏觀風尚、有意無意被帶著走的程度往往越高，倒是那些在生活資料上有所習獲、并非兩手空空的人，反而有可能在月臺上保持自己的步速。調查數據也能作證：比如，受訪者中已經擁有住宅的群體，對于主流媒介所營造的“居家生活”模式的依順程度，就比其他的群體低，其居家行為中的符號/儀式意味也相應淡一些。

　　不過，只說到這里是不夠的，還得進一步往下解釋：比如，同是已經買了房、并不兩手空空的人，為什么有的依然只能在小的事情上頭腦清楚，另一些卻能在較大的事情上不發懵？ “住房”和“居家”狀況的確證實了，都市青年的大量負面消極的生活經驗，經由譬如上述“反扣”那樣的途徑，被改造成了附和主流意識的積極意愿。但是也有數據清楚地顯示，仍有一股拒不服從改造，依然保持爆破現實的潛能。治理秩序改造民眾消極經驗的成敗之點，分別是在哪里呢？從都市青年與兩種“消費理性”的不同關系，或者說，從他們分別將自己的哪一些生活內容交付給兩種“理性”管理的這一安排上，能發現進一步分析的有效線索嗎？

　　顯然，這再次領我們走到上一節末尾提出的那個任務前：如何以對文化和精神狀況的深入分析，激發政治經濟分析所內含的潛能？在這里，“城市式居家生活”狀況的提示相當明白：事情并不只是發生在政治經濟的層面，甚至也不只是發生于譬如“消費理性”那樣的層面，應該再往下追，看那生命的深處，人的普遍的心智結構和習性已經或正在發生怎樣的轉變？也許只有“追”到這一步，我們才能真正開始把握，在今天這樣復雜的社會條件下，“剝奪”與“被剝奪”、“支配”與“被支配”，實際大概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們把討論的范圍稍稍擴大一點，不只是“消費理性”，人的整個資本和市場意識都在發生劇變。

　　1950-1970年代，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的這個意識，總體上是比較薄弱的，也因此，這個意識的大規模復興，乃至超乎常情的膨脹，才構成1980年代開始的社會文化的一大巨變。1980年代晚期快速重建的房地產市場，作為中國大陸與民生直接相關的各類市場中資金規模最大、起伏也最劇烈的一個，起的作用特別大。

　　這不只是說，它以住宅商品化這一觸目的巨變，教育無數青年和非青年明白，他們現在可以、也只能到市場里去謀取基本的生存條件；也不只是說，它以住宅價格夾著過山車式波動的一路暴漲，激勵無數人形成“進市場就是要賺大錢，無能之輩才賺辛苦錢”的判斷。都市青年的“居家”狀況清楚地顯示，它在培訓我們的資本和市場意識上，還有更多別的成功。

　　比如說，已經擁有產權房的都市青年中，有極高比例的人繼續關注樓市，思忖是否以及如何再次入市。但在我們這個調查的受訪者中，這一群體中大約三分之二的人，是只有一套住房的，雖然這是花了巨款買下的，卻是生活必需品，并不能像別人的第二套、第三套房那樣，可以方便地當作增值的工具投入市場。上一節說了，都市青年對于自用住宅的生活必需品的性質，大多有清楚的認識。在這種情況下，這個群體中仍有這么高比例的人愿意再次進入樓市，他們對于房地產市場的信任和樂觀相當驚人。

　　這不只是一份經濟的信任，其對象甚至主要不在商品房，而且指向許多范圍更大的因素：政府的利益、制度和法規、城市化的趨勢、一般消費者的心理、3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全球化和世界經濟的大勢……正是綜合了對這些方面的或自覺或懵懂的積極判斷，都市青年才會形成如此熱衷樓市的心態，盡管按照狹義的資本市場的通則，他們中的多數人并不具備以房產投入資本博弈的充分條件。

　　這自然是上一節所說的第二種“消費理性”的一大顯例。不過跟股市相仿，大陸的樓市極富“中國特色”，常常違反一般教科書說的經濟定律，到目前為止，都市青年的這份信任，仍然能獲得特別是“北上廣深”之 類標桿性城市樓市狀況不同程度的驗證。2010年以來，各地樓市愈益分化，許多三四線城市的房地產狀況，與這份信任的抵牾之處越來越明顯，但與此同時，所謂“恐慌性入市”的爆發式蔓延，又從一個反向的角度，給這份信任提供了新的證明。

　　這不奇怪。最近30年的社會狀況和主流教育，早已養成了民眾一種凡事只看“投入-產出”之比、其他基本不問的習性，連談婚論嫁都常常如此，評估市場走向和經濟前景的時候，就更是如此了，只要數據顯示價格——放大了說就是GDP繼續上漲，就盡可安心憧憬貨幣的回報：“恐慌性入市”能掀起這么大蜂擁跟進的浪頭，這個習性顯然功不可沒。

　　因此，筆者才要特別指出，都市青年的這一份對樓市的信任，實際內含了頗多的“其他”因素。其中極容易被忽視、作用卻可能最大的一類，是那些范圍遠遠超出“經濟”邊界的宏觀判斷，它們兼有正反兩向，既有“正常情況下，經濟總是發展的”、“過去是這樣，今后也會這樣”一類近乎盲目的確信，也有“全球化人民幣都靠不住，只有造在稀缺的土地上的房子才是真家伙”這樣赤裸裸的陰暗之論。顯然，在樓市這間大教室里，經濟課同時也是政治課、文化課和歷史課，甚至是倫理課。都市青年不但從中領受對市場感覺和投資意愿的激勵，更經由這一激勵的中介，獲得對多方面的遠非“經濟”一詞所能涵蓋的重大關系的領悟：過去與未來、政治與文化、功利與倫理、 城市與鄉村……甚至不妨說，新的支配性意識形態的全套內容，都在這里開講了。

　　都市青年的居家生活，最直接地體現了這一教學的效果。比如他們對經濟壓力的感受：我們這個調查的受訪者中，超過六成的已經還清房貸的人，繼續感受到從“一般”到“非常大”的經濟壓力的比例，與那些還在苦苦還房貸的人差不多；而尚未買房者中，無需付房租的人和每月須付房租的人，其感受到“較大”和“非常大”的經濟壓力的比例，也都相當接近；值得注意的是，每月須還房貸、因而可被稱為“房奴”的人，對于經濟壓力之強度的感受，整體上反而小于租房但無需付租金的人！看起來，就像對房價漲跌的判斷，多半包含了對若干非樓市因素的判斷一樣，都市青年對經濟壓力的體認，也不只是依據狹義的收入和資產計算的，而是深刻結合了其他非經濟的計較——雖然這多半并不自覺，是在對綜合性的社會壓力做評估。如果不是接受了“買房=人生成功”的流行觀念，確信自己“應該”買房，那些已經有房可住、而且不用付費的人，是不會感覺到那么大的經濟壓力的。

　　再看他們消費時候的自主程度。首先，我們的數據顯示，在大城市長大的青年中，不迷信品牌、相信自己能夠鑒別者的比例，明顯高于出生于鄉鎮的青年——哪怕他們后來也移居大城市了。這是否顯示了社會階位與文化自主能力之間的聯動關系？但是調查的另一些數據，比如，在擁有產權房和依然“群租”兩個至少經濟地位明顯高下的群體當中，“相信品牌”的比例，前者高出后者不少，這提醒我們，情況可能沒這么簡單。比如，在商品質量和行政監管方面，大城市的狀況多半與鄉鎮明顯不同，是否正是類似這樣的不同，一面令大城市的青年能從自主鑒別中獲益，因而更愿意發展自主消費的能力；一面又令鄉鎮青年不得不依賴品牌，以避免偽劣商品的戕害？

　　其次，如何理解都市青年面對商品，尤其是大件服飾、家具、家電產品和汽車之類高價商品時的復雜心理？今天中國的社會狀況，令人在面對這一類商品的時候，很難以單純的消費者自視，各種符號性的感受都會涌人心中：買不買，買哪一款，常常牽涉到對身份的界定，是否正是這樣的多維心理，一面令收入較高者不憚于承認自己相信品牌，因為這意味著高消費的能力；一面又令低收入者本能地就要避開名牌商品，那可是他們無力承受、有傷自尊的。許多看上去應該歸人“文化能力”范圍的事情，可能從一開始就嵌入了大量非文化的因素。

　　倘說當今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等早已深度融合，難分彼此，都市青年的“住房”和“居家”狀況，則以堪稱尖銳的方式，將這融合的若干叵測之處，清楚地暴露出來。即以這一節所述的情形為例，社會一方面鼓勵人們把幾乎所有的事情都當成經濟來處理，另一方面又把大量遠遠超出經濟范圍的因素，嵌入他們權衡經濟的思路之中。什么叫造化弄人？沒有什么能比這更厲害了吧！可是，這么欺負人的事，為什么做得成？是哪一些有形或無形的社會條件，讓我們對這一類播弄如此缺乏抵抗？

　　這么追問下去，大概又會遭遇上一節里都市青年的兩種“消費理性”已經有所揭示的大問題：這些年中國人的心智結構的變化。文化研究的一大可贊之處， 就是將“情感結構”這樣的無形之物，看作社會再生產的關鍵之一。無論是此刻面對的都市青年的居家生活，還是我們自己的切身經驗，都促使我們相信，探究現實的至少一部分最精悍的目光，應該投入類似這樣的方向。筆者相信，通過分析房地產市場如何高強度地培訓青年人的資本和市場意識，能打開探照同一處地窟的另一扇門。

　　我們的調查的很大一部分，聚焦于這個問題：都市青年努力奮斗、買房成家以后，在居家空間里展開的生活，實際大致是怎樣的？

　　出乎一般的想象，獲得居家空間和在其中展開家庭活動（即家人共同參與的活動），二者之間并無正向的關聯。比如，有了配置齊全的廚房，并不意味著就要在其中施展廚藝、與家人一起圍坐共餐，與尚未購房者相比，擁有產權住宅的受訪者，利用自家廚房為家人“做一頓好吃的”飯菜的比例，竟然比租房者更低，周末外出就餐的比例也更高。

　　同樣，有了寬敞的陳列全套沙發的客廳，也不意味著就會高朋滿座，相反，大部分受訪群體中都有這樣的情況：收入越高（這意味著越大的買房幾率)、在家里招待親朋、展開社會交往的頻率反而越低，即便是個人年收入30萬元以上、擁有寬敞住房的群體；還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幾乎不在家招待”親朋。與此相類的是，盡管買房自住意味著嵌入確定的社區網絡、建立穩定的鄰里關系，購房者搬進新房以后，在拜訪鄰居、展開社區交往方面，普遍并不積極，甚至比只是租住公寓、流動性大的群體更不積極。

　　1990年代初以來，主流論述基本上是用“私人” 這一屬性來概括人生價值的：“私人空間”、“私人領域”、“私人生活”……都市青年之所以普遍將“買房” 和“居家”視為承載人生價值的主要事物/事務，很大一個原因就是他們普遍接受了這個概括�？墒侨缟纤�述，都市青年獲得“私人空間”以后展開的“私人生活”，似乎并不包含通常意義上的家庭活動和私人交往的增加，甚至意味著這些活動和交往的減少。這就引人發問了：都市青年在居家空間里實際展開的，是什么樣的生活呢？

　　綜合我們這個調查的多項數據，可以這么概括：這是一種日益偏向于“內縮”的生活。對家門以外的世界關上門窗、減少因為承擔責任而來的要求和逼迫、有意無意地回避與家人的深度溝通，日益習慣于“宅”在自己的房間里……看起來，在這樣的狀態里，“私人”主要意味著“個人”，而這“個人”并非相對于“集體” 和“社會”這樣的“非個人”，只是相對于自己的其他的面向。比如，它在職場和公共領域中相當緊張，不得不承受四面的注視和要求，在家里就力圖相反，要擺脫周圍射來的視線，徹底放松：我們的問卷問及“家”中什么物品最重要，最多人勾選的是，“舒服的沙發，想怎么坐就怎么坐”！

　　這樣一個向自己的某一單面內縮的“個人”，似乎愈益被派為居家生活的主角，它自然也反過來，將這生活一步步按自己的需要重新編排：從住所的房間的數目，到可以上網的設備，從跟父母和親戚家的距離，到對婚姻關系的盤算……商業系統也全力配合這個編排：隔幾個月就推出一款新手機或者新程序，引你更持久地沉入掌上世界；密集地推送吐槽、搞笑和“葷”段子，哪怕你在擠地鐵，也要霸占你的注意力；咖啡館更是遍地開花，只消出門走幾步，你就可以縮進角落里的沙發座，獨自看書、發呆，當然更多還是刷屏幕……“居家”的一部分空間溢出了居所，“路人”式的氛圍則悄無聲息地漫進了客廳：正是在這里，都市青年與其“居家生活”之間的相互生產，或者更準確地說，這相互生產的主流模式，顯現出了它的本性。

　　為什么“城市式居家生活”著力孕育的，是這樣一個單面內縮的“個人”？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得再擴大范圍，把第二節提及的另外兩個社會子系統，一并考慮進來。都市青年的職場生涯和公共（政治）經驗，其實是一直在場，和“居家”感受混在一起，與都市青年持續互動的。因此，當追問“為什么都市青年的主流的居家生活會是這個樣子”的時候，我們同時也是在問：都市青年與其居家生活之間的互動，跟他們與職場和政治生活之間的另外兩種互動，是什么關系？是發展了一種不依順資本邏輯和國家機器、但同樣能有效組織人的情感和行為的生活機制，因此對前兩者構成挑戰？還是相反，這關系其實與另外兩個大體相配，因此主要是與它們互補共生，聯手培育人對現實的適應能力和順應之心？我相信，能夠較好地厘清后面這個問題，也就有了應答前一個問題的思路。

　　我們的多數受訪者，都不把父母在經濟和生活上的支持列入“家的必備條件”，盡管很多數據都指向相反的方向；已經買了住房者中持有這種看法的人，比例還高于未買房者。明明在購買住宅、維持居家的實際過程中，普遍受惠于父母長輩的支持，為什么他們總結自己這個“家”的構成要素的時候，有意無意地避認這一事實？

　　這其實不奇怪。對于都市青年而言，“家”和“居家生活”是一個幫助他們整理自己的——至少大部分——生活經驗、建構人生意義的主要場所。它當然表現為各種具體的器物和言行，但整體卻是高度抽象、不免于模糊的，恰似許多已經成“家”的受訪者強調的那個“整體風格”，他們知道這是“家”的關鍵，卻說不清那是什么。更重要的是，這是都市青年置身的各種空間中，唯一一個似乎由他們自主創設、體現其人生能動性的空間。惟其如此，他們才覺得，在這里面構建的人生意義，可以放心地去皈依。

　　因此，“父母長輩的支持”只是一個代表，所有可能戳破自主的想象、逼人直面其被動狀況的同類因素，都會遭遇本能的回避，尤其是那些已經買房成家、開始由此確認自己的成功故事的人。這可以從其他的數據得到呼應，比如，受訪者中收入越高的群體，越普遍地指認“家”和“居家生活”的精神功能：既然關乎“我” 的人生價值，自然是多一點自主為好。

　　從這個角度看，“居家生活”實際處理的，并非僅是都市青年的“家”內的事務和經驗，也包括其家外的事務和經驗。如果說，占據今日“居家生活”的中心位置的，是都市青年的那個內縮為單面之個人的“私”， 這個“私”就一定有一位孿生兄弟，一個同樣富于“中國特色”的“公”。世界不是由各種“居家”活動單獨構成的，人越是有意縮進自家的門窗里面，越說明強烈地感知到外面有狀況。

　　從受訪者對于各類涉及公共事務的問題的應答，可以歸納出他們對公共事務的大致看法：自己住處的門窗墻欄，是區分私、公的最可信的界限；處置公共事務的各種方式中，“購買服務”可能是最佳方式；“食品安全”和“貪污腐敗”是最迫切要解決的問題，而“龐大的農村人口”是否或如何進城，則是最不重要的問題；未來中國會有危機，教育狀況可能是一大觸因；如果這四個問題不能很好解決，未來很難“越來越好”——產業結構、城市化、創意產業、綜合軟實力；房價上漲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對于城市化、土地、樓市，以及整個經濟事務的政策作為；現在這樣的房價太高了，應該下降……很明顯，這些看法所構成的“公”的意識，在空間感、關注點、視角和思路等方面，都與那個單面內縮的個人相當契合。

　　但在這個契合之內，有許多更深的不合，甚至相悖。這是其中的一部分：上網頻率越高的人，越可能相信“圍觀改變中國”，上網頻率越是低的，不相信的越多；收入越高的人，越明白“國”與“家”密切相關，反而是收入低的人，多覺得關系沒那么重要；越是處于收入等級的中間位置的人，越容易比兩頭的人悲觀，覺得未來難以預測、可能很糟……

　　在此，筆者特別介紹這兩組數據的相悖：根據收入而區分的不同階層的受訪者，階層位置越高的，往往對現實和未來都不樂觀；可是，根據自評而確認的不同階層的受訪者，越是遠離“底層”的，多持社會將“越來越好”的判斷。

　　顯然，都市青年的實際感受和他們對這感受的主觀理解之間，存在多樣的差異。比如，切身的經濟壓力令他們覺得房價太高，但他們依然正面評價政府主導的城市化運動，盡管他們同時知道，這運動正是推高房價的大手之一。再比如，社會實感驅使他們一路后撤到自家門口，甚至不覺得門外也有自己的權益在，他們卻愿意相信可以用“消費”來滿足公共需求，仿佛那些明顯不能用市場解決的問題都不存在。至于受訪者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評價的普遍分化，以及應對同一問題時的普遍的自相矛盾，更是將這種差異的微妙和強烈，顯現得非常突出。

　　我們可以從支配性意識形態和（廣義的）主流媒體的作用這個角度來解釋這些差異，但事情顯然比之復雜。更可行的分析之一，是考察都市青年在實際分享30年“改革”和經濟發展的成果方面，不同收入/階層的群體的多樣狀況�？赡苷�是這一實際“分享”與支配性意識形態的相互作用，最終決定都市青年會形成怎樣的“公”意識，或者說，這一意識會形成怎樣的矛盾和張力。

　　正是在這樣的分析方向和視野中，都市青年的“居家生活”顯出了特別重要的意義。正是它充當了都市青年的上述“分享”得以展開的主要媒介，也因此成為支配性意識形態深度運作的關鍵領域。正是二者在“家”中的持續沖突和交融，在最基礎的層面形塑了都市青年的日常感受和公共意識。

　　所以，應該修正前面的說法：那些差異看起來是出現在都市青年的感受與對這感受的理解之間，其實卻有極大的部分，是深植于感受之內，密布于更為基礎的感覺及其自我體會的層面，或者說，下滲進了所謂“無意識”的層面。正因為涉及這些層面，在受制于直接的政治經濟因素的同時，也深系于今日中國人的心智結構的變異，我們才確信，（不僅僅只是都市青年的）“城市式居家生活”，正是今日中國的社會和身心矛盾的一大箭垛，并有極大的可能，成為這些矛盾擴展和爆發的“尾閭”。

　　不用說，對于今日中國的“住房問題”，也可以作如是觀。

　�。郾疚闹荚诮榻B上海大學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主持的一項調查問卷和主要在此調查基礎上形成的分析報告《1990年代以來上海都市青年的“居家生活”》，很多文字取自該報告由作者執筆的“緒言”和“結論”部分。報告全文可見《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9期附送的特刊。本文與上述調查和報告，同屬于上海市教委的重大創新項目“今日都市青年的‘居家生活’：1990年代以來新的文化生產機制分析”（12ZS090）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注釋：“特別感謝上述調查和報告的其他四位作者：羅小茗（問卷的主要設計和報告的第二章、第三章之第1-3節和第四章之第1、2、4節的執筆）、郭春林（報告第一章的執筆）、朱善杰（報告第三章之第4節的執筆）和高明（報告第四章之第3節的執筆）。當然，本文具體展開的分析，一定有很多并不體現我與上述四位執筆者的共識，其中的不當之處，由我個人負責�！�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9期，澎湃新聞獲授權刊發，略有刪節，此為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