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和政府職能的進一步轉變，近年來，我國公共采購的范圍和規模不斷擴大，市場化程度不斷提升。

　　根據《中國公共采購發展報告(2020)》的初步統計，2019年我國公共采購交易規模超過20萬億元，占我國GDP總量的20%以上。

　　如果按照“公共資源交易”的口徑統計，加上土地和礦業權拍賣、國有產權交易等板塊，全國公共資源交易的總規模更是接近30萬億元。

　　無論是從公共采購的總量及發展速度的角度，還是從公共采購直接關系到政府公信力的角度來看，公共采購事業的發展都呈現出上升態勢。

　　公共采購行業迅猛發展

　　公共采購通常是指公共機構為實現公共利益，使用公共資金通過一定方式和程序采購工程、貨物和服務的行為。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公共采購示范法》認為：公共采購應當是一個從預算、計劃到績效評估的閉環系統，是一個綠色的、可持續的發展過程。

　　在我國，公共采購一般認為包括政府采購、軍事采購、國有企業采購和教育、衛生等公共事業部門采購。公共采購的總量大、范圍廣、涉及面寬，影響深遠。目前，我國公共采購事業發展迅猛。

　　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和政府職能的進一步轉變，我國公共采購范圍和規模不斷擴大，市場化程度不斷提升。數據顯示，政府采購規模由2002年的1009.6億元迅猛增長到2018年的35861.4億元，年均增長率遠遠超過GDP增長率。招標投標領域不斷拓展，從單純的工程建設，逐步拓展到工程、貨物和服務的各個領域。據不完全統計，2019年我國公共資源交易量突破117萬宗，交易規模將超過20萬億元；其中工程建設項目交易量約為31.2萬宗，占比約27%；政府采購交易量約為49.9萬宗，占比約42%。

　　同時，我國公共采購法律政策制度體系，在市場和政府的發展轉變中初步形成，規范化水平逐步提升。公共采購涉及政府和市場兩種制度安排，它既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是政府和公共部門履行公共職能、提供公共服務的重要途徑。

　　經過30年來的探索和積淀，以《招標投標法》《政府采購法》及其實施條例為核心，50多個部門規章、政策文件、制度辦法為配套的公共采購法律法規政策制度體系基本形成；政府采購、國企采購、工程招標、軍事物資采購等專業領域的實施細則、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也逐步發布實施，為公共采購事業的健康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業務規范。

　　電子化采購是公共采購發展的必然趨勢，是提高公共采購效率和透明度的必然要求。近年來，我國電子化水平快速提升，公共采購邁入智能化采購新階段。當前，公共采購電子化系統發展正進入一個新階段。在數字化時代，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和區塊鏈等新技術大量應用于公共采購，電子化采購的高效便捷、節約成本、全程留痕等優勢得到充分體現，公共采購透明、競爭、信用、效益的原則進一步彰顯，公共采購邁入了智慧采購、智慧供應鏈的新時代。

　　2018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深化政府采購制度改革方案》。2019年，財政部、各省市相繼出臺了具體改革實施方案，強化采購人主體責任，構建績效型政府采購機制，推進政府采購市場營商環境建設，建立完善的現代政府采購制度，實現政府采購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中國加入《政府采購協定》（GPA）談判方面，2018年4月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提出中國將加快加入GPA進程；2019年10月我國向WTO提交了中國加入《政府采購協定》第7份出價，出價范圍有較大擴展，充分展現了我國公共采購領域擴大開放的形象，表明了我國加入GPA的誠意和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的決心。公共采購的改革開放步伐加快，國際化程度進一步提高。

　　制度體制問題需進一步探索

　　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副會長、公共采購分會會長蔡進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當前，我國公共采購法律政策制度體系初步形成，規范化水平逐步提升；政府采購、國企采購和軍事采購社會化分工更加清晰，專業化水平進步明顯；公共采購邁入智能化采購新階段，信息化水平快速提升；公共采購的改革開放步伐加快，國際化程度進一步提高。同時，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我國的公共采購領域也面臨著制度完善、體制創新等問題。

　　蔡進告訴記者，公共采購事業的蓬勃發展，主要得益于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尤其是在公共資源方面，經濟對公共資源的交易、采購提供有效支持。同時，公共資源也進一步支撐經濟的向前發展，從而形成6%-7%的發展過程。另外，公共采購領域的市場化的改革，也是公共采購事業迅猛發展的因素之一，它一下把整個公共采購放到了公眾和市場的視野當中去看待。一開始采購只是著眼于政府采購，但在體制改革市場化以后，公共采購在市場化的過程中，由分散的管理機制，進入市場后統一做市場化管理調整，這樣迅速形成20多億的規模。還有，規范化管理、透明化機制，也是公共采購行業迅速形成發展的原因。

　　在未來，蔡進指出，公共采購領域的發展，還需進一步解決不透明的問題，從而減少腐敗問題的發生。當中，首先要讓公共采購具有政策的導向性，要能夠承接住宏觀政策的措施。例如，扶貧攻堅中的政府的采購就可以有導向，如青海與上海同時擁有貨源地，政府在采購時在市場化機制化下，可以優先選擇青海；其次，從公共采購本身建設來講，蔡進表示需要進一步加速公共采購法治化進程，現今采購法、招標法，都是兩套，當中有很多交叉的部分，在法制化進程中雖然進步很大，但還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第三，公共采購交易需要智慧化發展。未來，公共采購的發展不能僅拘泥于電子化發展，而是在電子化基礎之上的技術化、數字化的公共采購，所有采購行為都做到數字化運營，減少外界其他因素干擾，避免不規范、暗箱操作的行為；最后，是和國際接軌，公共采購事業的發展要加速國際化進程同國際接軌。

　　此外，結合今年的基本形勢，蔡進提出，今年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之年，也是“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中央提出要緊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任務，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在疫情防控常態化前提下，加大“六穩”工作力度，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確保完成決戰決勝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當前，疫情尚未結束，發展任務異常艱巨。公共采購事關政府運行效能，事關國企運營效益，也事關民生就業和脫貧攻堅。因此，應該努力發揮公共采購的作用，為做好“六穩”工作、落實“六保”任務助力，完成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

　　廣東財經大學公共采購研究中心主任黃冬如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現代公共采購發展除與法制建設進程有非常大的關系外，群體的支配、制度化的作用、不斷發展的新興技術都對公共采購行業發展影響巨大。在未來，如何建立以公共采購為核心的公共采購數據制度集成創新，是以后公共采購業發展中最為重要的一點，當前在公共采購行業大家擁有的數據均是分散的，因此只有引進對公共采購事業有責任感，使命感的群體，發揮好各自的優勢和作用，才能最終形成公共采購行業發展中的權威數據，才能進一步發展好我國公共采購事業。（記者 趙琳琳）

　　 轉自：中國產經新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