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家發改委印發《“十四五”生物經濟發展規劃》（以下簡稱《規劃》）指出，我國是全球生物資源最豐富、生命健康消費市場最廣闊的國家之一，一些生物技術產品和服務已處于第一梯隊，要充分發揮生物經濟發展優勢，推動生物技術賦能經濟社會發展，加快構建現代生物產業體系，有序推進生物資源保護利用，著力做大做強生物經濟。值得一提的是，這是我國首次對生物經濟進行頂層設計和統籌謀劃。

　　對此，業內人士表示，生物經濟發展藍圖日益清晰，應系統謀劃和整體推動我國生物經濟高質量發展，依托強大國內市場，十萬億級生物經濟產業規模有望快速形成，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一個重要增長點。

　　頂層設計擘畫行業發展藍圖

　　《規劃》提出，“十四五”期間，推動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融合創新，加快發展生物醫藥、生物育種、生物材料、生物能源等產業，做大做強生物經濟。

　　一位業內人士表示，從我國生物產業發展來看，2013年生物產業增加值已達10萬億元，占當時GDP的近10%，因此，對生物經濟進行頂層規劃，是行業進一步高質量發展的客觀需要。

　　國家發展改革委高技術司副司長王翔表示，我國是全球生物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之一，生物產業門類、體系齊全，具備加快發展生物經濟的有利條件，加快構建現代生物產業體系，為生物經濟快速健康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近年來，我國生物經濟發展規模不斷擴大，生物產業體系日趨完善，形成研發、制造與應用的上下游產業鏈。在此背景下，我國已成為全球第一大原料藥出口國、第二大藥品和醫療器械消費市場、重要的藥品研發服務貿易出口國。

　　中國科學院院士徐濤表示，我國生物科技創新能力顯著增強，研發投入和專利論文數量大幅增長，重大創新成果持續涌現。產業集聚效應顯現，各類研發要素和制造環節加速集聚，圍繞生物醫藥、生物醫學工程、生物農業、生物制造等重點領域培育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生物產業基地，成為區域經濟重要的增長極。

　　在此背景下，生物經濟產業規模可期。據國家發展改革委創新驅動發展中心主任白京羽透露，到2025年，我國生物經濟總量達到22萬億元，其中核心產業總量超過7.5萬億元。

　　生物醫藥行業發展有望進一步提速

　　徐濤表示，近年來，各國紛紛加大對生命科學和生物醫藥等領域的支持力度，圍繞基因組學、腦與認知科學、合成生物學、精準醫療、生物醫藥、高端醫療器械、生物育種、生物質能源、生物安全等領域的投入力度不斷加大。特別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和影響，一些國家政府和各大生物醫藥企業都加大了在生物安全、疫苗和藥物研發等方面的投入，客觀上推動生物經濟進入加速發展期。

　　《規劃》對此做出指引。加強原創性、引領性基礎研究，瞄準臨床醫學與健康管理、新藥創制、腦科學、合成生物學、生物育種、新發突發傳染病防控和生物安全等前沿領域，實施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和重點研發計劃。強化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牽引作用，超前部署引領性設施，加快轉化醫學研究、多模態跨尺度生物醫學成像等建設。

　　同時明確，發展基因診療、干細胞治療、免疫細胞治療等新技術，強化產學研用協同聯動，加快相關技術產品轉化和臨床應用，推動形成再生醫學和精準醫學治療新模式；加快疫苗研發生產技術迭代升級，開發多聯多價疫苗，發展新型基因工程疫苗、治療性疫苗，提高重大烈性傳染病應對能力；加快發展高通量基因測序技術，推動以單分子測序為標志的新一代測序技術創新；推動中醫藥走高質量發展道路，鼓勵中醫藥傳承創新；增強生物醫藥高端產品及設備供應鏈保障水平，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提升生物醫用材料產品原始創新能力。

　　開源證券分析師蔡明子表示，繼小分子、抗體藥物后，以基因療法為代表的新一代精準醫療快速興起。隨著部分重要基因治療藥物已納入美國、英國、日本等多個發達國家的醫保體系，基因治療藥物也在加速發展，有望引領生物醫藥的第三次產業變革。相比小分子和大分子制藥，基因治療由于復雜的技術機制、高門檻的工藝開發和大規模生產、嚴苛的法規監管要求、有限的產業化經驗、差異化的適應癥藥物用量，更加依賴于研發外包服務。我們預計伴隨著細胞與基因治療行業的快速發展，中國有望彎道超車。

　　中國細胞免疫療法（CAR-T）在國際上已有亮眼表現。中銀證券醫藥生物分析師鄧周宇表示，2月14日，信達生物與馴鹿醫療共同宣布，FDA已授予兩家公司共同開發的全人源BCMA的CAR-T注射液孤兒藥資格認定。2月28日，傳奇生物靶向BCMA的CAR-T療法西達基奧侖賽的生物制品許可申請正式獲FDA批準。這是首款獲得FDA批準的國產CAR-T療法。這也是國產創新藥繼百濟神州澤布替尼之后中國創新藥獲得的里程碑突破。

　　減少“扎堆” 同質化發展問題仍待解

　　雖然近年來我國生物經濟發展較快，但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我國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技術創新方面，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我國生物經濟創新發展還面臨不少挑戰。比如，原始創新能力仍較為薄弱，基礎生命科學理論、底層關鍵共性技術、高端儀器和試劑、生物信息資源等積累不夠，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仍不完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還比較少，百年疫情沖擊國際開放合作等不利因素。”王翔說。

　　徐濤也指出，我國生物經濟發展還存在原始創新能力不強、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等問題。究其原因，是我國在生物經濟領域的長期持續投入不足，創新力量布局重復分散，尚未培育形成起具有國際領先水平的科研機構和具有引領帶動作用的行業領軍企業。

　　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副會長王學恭坦言，雖然過去十年左右，全行業研發投入大幅增長，上千個新藥進入臨床，上百個新藥開展國際多中心臨床試驗，獲批新藥日漸增多。但產品以跟隨創新為主、研發同質化嚴重、一些前沿技術和國際先進水平存在差距。

　　根據《中國新藥注冊臨床試驗現狀年度報告（2020年）》，生物藥靶點同質化集中在PD-1、VEGFR、PD-L1等，細胞治療仍以CD19靶點為主；適應癥主要集中在抗腫瘤和抗感染等領域。雖然2020年整體臨床登記增長9.1%，且78%由國內申辦者發起，本土創新藥企業整體實力增長，存在同質化嚴重、熱門賽道“扎堆”的情況，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資源的浪費和競爭的白熱化。

　　對此，王學恭建議，一方面，應整合資源持續加大基礎研究投入，加強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建設，圍繞生命健康重大問題和前沿生物技術開展前瞻布局，爭取在新一代生物技術、新的藥物靶點和作用機制、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交叉融合等方面取得突破。另一方面，應進一步健全科技成果轉化體系，完善激勵機制，充分激活高校、科研院所、醫院的創新資源，推動基礎研究成果向產業端轉移，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轉化應用。(記者 梁倩 汪子旭)

　　 轉自：經濟參考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