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產品貿易是我國對外開放和農業農村發展的重要內容，也是維護國家糧食安全、促進經濟平穩運行、推動農業現代化和國際貿易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戰略領域。自2001年加入WTO以來，我國農產品貿易規模實現跨越式增長，貿易總額從279億美元躍升至2024年的3181.6億美元，年均增速為11%，其中出口額從160.7億美元增至1030億美元(年均增長8.4%)，進口額從113.8億美元增至2151.6億美元(年均增長13.7%)。這一迅猛發展使我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農產品貿易國，國際影響力和市場地位顯著提升。在貿易網絡拓展方面，我國已從加入WTO前的“圈外人”轉變為深度參與全球農業貿易的核心國家，貿易伙伴從198個增至226個，前十大貿易伙伴集中度從70%降至58%，市場布局從東亞、美洲為主擴展至全球范圍，特別是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額占比已達59.8%，東盟更連續8年穩居我國最大農產品貿易伙伴地位。隨著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我國農產品貿易主體和模式也呈現多元化變革。跨境電商、直播帶貨等新業態重構了傳統貿易鏈路，形成B2B、B2C、B2B2C等多元模式，吸引跨境電商平臺、農業龍頭企業、互聯網食品品牌及中小微農企共同參與。目前農產品跨境電商已覆蓋全球超100個國家和地區，成為連接國內優質農產品與國際市場的新通道。在貿易結構上，我國既保持著蔬菜水果、堅果等特色產品的出口優勢(如2024年蔬菜出口達186.6億美元)，又通過進口大豆、肉類、熱帶水果等產品有效保障國內市場需求，其中糧食年進口量達1.58億噸，大豆進口占比超66%。盡管面臨國際環境復雜多變的挑戰，我國農產品貿易通過持續擴大開放、深化區域合作、創新貿易方式，顯著增強了抗風險能力與發展韌性，為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提供了重要支撐，未來將繼續在保障糧食安全、促進農業轉型升級和推動外貿高質量發展中發揮戰略作用。

然而，我國農產品貿易仍面臨諸多挑戰，制約著貿易韌性的提升。第一，供應鏈脆弱性問題突出。一方面，我國農產品進口來源地相對集中，如大豆進口約60%來自巴西和美國，一旦這些地區因自然災害、政策變化等導致供應受限，將嚴重影響我國大豆市場穩定。另一方面，我國生鮮農產品運輸距離長，運輸損耗明顯。2024年，中國生鮮農產品運輸的平均損耗率在10%以上，而發達國家的這一損耗率通常控制在5%左右。此外，我國農業生產規模化水平雖有提高，但小農戶群體龐大，仍占經營主體的70%以上，其組織化程度低，應對市場風險的能力偏弱。第二，進口依賴性持續增強。2004-2024年間農產品貿易逆差從46.4億美元激增至1121.6億美元，年均增長17.3%，國際價格波動傳導至國內市場的風險加劇。例如我國牛肉價格從2022年接近90元/公斤跌至2025年初的60元/公斤，北京新發地市場的批發價格報價甚至低至48元/公斤，牛肉價格為近5年最低水平，活牛價格更是跌到近10年最低水平。福建日報報道指出，2024年11月出欄一頭肉牛平均虧損1600元以上，連續8個月虧損超過1000元，65%以上的養殖場戶處于虧損狀態。第三，區域發展失衡明顯。東部沿海地區優勢顯著，如廣東省農產品貿易額達3522.4億元，居全國首位，其中出口額1309.1億元，且其農產品出口種類豐富，增長迅速。而中西部的一些省份的農產品貿易規模較小。武漢海關數據顯示，2023年湖北省農產品出口總額245.1億元，同比增長4.7%，已在中部地區排名第一。此外，中西部地區出口農產品的種類較為單一，還缺乏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拳頭產品，與東部沿海地區的差距較為明顯。第四，信息共享機制不健全。盡管農產品電商快速發展，2024年上半年網絡零售額同比增長21.7%，但占農產品市場總規模的比重仍較小，表明大部分農產品尚未有效借助網絡實現信息共享。農產品交易平臺雖有近150家，但各平臺間信息孤立，難以為從業者提供全面準確的市場信息，加劇了應對自然災害、政策調整等沖擊的脆弱性。第五，國際合作深度不足。雖然我國已設立22個自貿試驗區、加入RCEP協定，并在全球100多個國家建立大量農業技術推廣站點(累計派遣專家3萬人次)，但在政策溝通、輿論掌控、規則制定等方面跟進不足、支撐不夠，合作意識不足，繼而未能形成統一的農產品貿易鏈條或貿易鏈條形成后難以有效運作。這種不穩定的合作關系嚴重影響了農產品貿易的效率和韌性。

為全面提升我國農產品貿易韌性，建議采取以下六方面對策：第一，構建全球資源配置體系，完善雙循環韌性網絡。針對大豆等關鍵農產品進口集中度過高的問題，實施進口多元化戰略：深化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通過中老鐵路冷鏈專列將東南亞水果運輸時效提升40%;在非洲新增10個農業技術示范中心推廣雜交水稻技術;在拉美探索“農產品換基建”模式，建立香蕉、咖啡直采基地。國內重點建設東北黑土智慧農場和黃淮海20個種業創新中心，同時設立500億元農業“走出去”基金，培育3-5家全產業鏈跨國集團，力爭2027年前形成2家世界500強農企。第二，推動區域產業協同發展，強化供應鏈體系。破解“東部技術過剩、中部物流梗阻、西部資源閑置”困局：在長三角、珠三角打造數字農業創新走廊，開發農產品智能合約系統，培育1000個國際網紅品牌;以鄭州、武漢為核心構建多式聯運體系，降低生鮮損耗率;在西部實施“地理標志+”品牌工程，建設陸海新通道數字調度中心，建立特色農產品交易所覆蓋50萬農戶。第三，推進數字化轉型升級，構建智慧供應鏈。實施三大工程：農業物聯網工程三年部署20萬個田間傳感器，建立全國區塊鏈追溯平臺;跨境貿易大數據工程整合12個部門數據，建立價格波動超15%自動觸發儲備調節的預警模型;數字人才工程在海南、雄安設立國際數字農業學院，通過五年時間培養1萬名農業AI、跨境電商復合人才，建立“數字農技員”職稱體系。第四，深化制度型開放，優化國際合作機制。在RCEP框架下設立農產品“綠色通道”，推動與東盟有機認證互認;成立國際農產品標準研究院，主導制定5項數字農業國際標準;創新“農業自貿區+”模式，在境外園區建設加工中心，組建“一帶一路”農業技術轉移聯盟，每年推廣100項綠色技術，探索金磚國家農產品應急儲備機制。第五，健全風險防控“三道防線”體系。前端建立全球農業氣象預警平臺，對戰略物資實施綠藍橙紅“四色預警”;中端設立國家貿易平衡基金，當玉米進口價漲20%時啟動飼料替代計劃;末端在鄭州等地建設百萬噸級戰略儲備庫，編制21類農產品替代方案，如美豆中斷時啟動“巴西+俄羅斯”組合預案確保180天內恢復90%供應。第六，強化實施保障機制。成立國務院農產品貿易安全委員會，建立農業、商務、海關等12個部委參與的每月聯席會商機制;加快《農產品貿易促進法》立法，在海南試點離岸貿易司法保障區;增加中央財政投資額，引導社會資本在東南亞建20個農業產業園;實施“農業外交官”計劃五年派駐500名參贊，在超過100所高校開設農業國際貿易微專業，組建國際專家智庫提供戰略咨詢，提升戰略支持能力。

(作者：鄧祥征，北京工商大學;汪婧宇，浙江農林大學;高云霄，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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